曾几何时，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的指引，媒体的报道也形成了以理性为主导的报道思路，各类经济词汇充斥于媒体的报道中，颇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更有的媒体理性到了让人难以卒读的地步。现在，非典这一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的突然来临，让人们的真性情得以充分流露，也给媒体提供了一个展示人情味的大好机会。
    国内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具有行动快、形式多等特点，但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情味浓，人文关怀开始在报道中体现出来，这是非典带给国内媒体的最大的变化。
    人情味渐浓
    4月20日，以卫生部官员任免为标志，宣告我国内地的非典大型防御战打响，4月21日，媒体改变态势，将有关非典的新闻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日常报道视野。4月22日，《中国青年报》推出“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题，刊登了北京某高校师生的一组E—mail，其后，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来信，他们中有的是父母均为医生的大学生，有的是学生的家长，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却展现出共同的关爱之情，给人以向上的力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这一古老的沟通方式在这一特殊的时期再次大放异彩，发挥了其他方式所没有的魅力，书信所特有的人间温情也让媒体的人情味增强。
    就连一向以理性专业著称的《财经》杂志也倾情投入有关非典的报道，并在杂志中郑重声明为北京的农民工群体捐款30万元。除正常的双周刊外，该刊还每周出版一份号外，有调查，有背景，有分析，有个案，内容丰富及时，体现了一个媒体心系大局忧国忧民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当然，我们也可以看成是这家财经媒体意图介入社会新闻扩大影响范围的一次尝试。
    人本身，在疫情时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媒体的报道中以往只见事物不见人的现象得到改变。媒体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在非典中的人们的身上，从报道的题目就可看出，如《“非典”时期的事业·生活·爱情》（财经时报）、《SARS不应将我们隔开》（经济观察报），还有一些媒体如《外滩画报》等对百姓众生像的描写，也极具人情味。财经类媒体的关键词由公司转到人，是国内媒体话语方式的一大进步，可望进一步向“讲故事”式的报道方式转变，实现新闻在可读性趣味性方面的大幅提升。
    还有些杂志搞起了赠送，《名牌世界·乐》主动降价，从15元降为6.5元，并赠送一个口罩。一些健康生活类杂志也主动向医院赠送杂志，如《现代家庭》杂志就向隔离区居民赠送了他们的系列杂志，体现了媒体对受众的体贴和关心。
日记大流行
    在《护士长日记》一书由国家最高卫生主管官员作序在全国热销后，各种日记在媒体上日渐增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的 “非典时期的生活”专题中，有一期节目就播放了一名女大学生的日记，正值多梦时节的女大学生的内心独白，再加上灵动清新的叙述笔法，日记这一极具私秘性的文体在公众媒体亮相，其对受众的吸引力可以想见。
        非理性又来了
    非典报道使得媒体的“人情味”变浓，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总起来说就是：非理性又来了。媒体非典报道的非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下面分别说一说。
    渲染煽情过度  非常时刻需要激情，但媒体仍需保持一种冷静，过于煽情将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负面作用。媒体的煽情表现在大篇幅地报道医护人员“病房里的婚礼”、“火线入党”等方面，刻意地制造一种“刑场上的婚礼”式的悲剧性场景，然后让当事人流泪，这在电视媒体上表现最为突出，我称之为“逼泪情结”， 不见流泪不罢休的采访，就连以冷面著称的主持人王志也在非典的采访中流泪。但流了泪就能说明问题吗？观众对倪萍的动辄流泪型主持不是投了反对票吗？这样婆婆妈妈的报道，受众会不会产生逆反心理，我们不妨做一些受众调查。
    一边倒式跟风  媒体的创新能力在这次非典报道中又一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因为这又是各家媒体不能不做的一大“命题作文”，同题打擂，高下自然见分晓。各家媒体的报道内容在各有千秋的同时，也有严重的选题雷同、视角雷同现象，仅从标题来看，“非典时期的××”在各报此起彼伏， 一次次地让人想起《霍乱时期的爱情》那个小说的题目，颇有用滥用俗的味道。还有，如对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分析，大多只说一面理，缺少各种观点的交锋，问题没有说透，也就很难有很强的说服力。
    另外，对一些事情一边倒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改变。比如，对医护人员的报道是一边倒地赞美与歌颂，但《南风窗》的文章《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自述：我在“非典”的日子》中提到的关于部分医护人员的渎职行为，让公众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虽然让人不悦，但这也是事实，是全部真实中的一部分，媒体必须学会直面这些事实。同样的道理，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也与早期的不知实情和对自身安全的忽视有关，而这些都与媒体舆论导向的偏差密切相关，媒体大面积地报道医护人员的奉献牺牲无私而对他们自身的安全没有太多的提及，这不是全面客观的思维方式。
　　人文关怀缺少理性  由于非典的影响，人文关怀的理念开始被我们的媒体重视，这是一大进步。但也有一些滥施关怀无视既定规则的现象，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没能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性。如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医护人员子女高考优先、评职称优先等等照顾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的用意是良好的，但这对我们刚刚开始培养的法制观念是一大干扰，因为一旦既定的秩序为一些即兴的需要而更改，人们对这种秩序的信赖也将产生动摇，不利于秩序理性的确立，何况因为非典而受影响的不只是医护人员。
    另外，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坏事变好事”式的思路，就是发生矿井爆炸等灾难事故后，媒体多从正面报道对事故的抢救工作，甚至推出一些救难英雄，而较少反思灾难发生的原因，结果一场灾难成了一次表现领导指挥得当抢救及时的正面事件。非典终将过去，而报道要继续，但愿到那时我们能从媒体上看到更多理性的报道。  （济南）王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