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95％左右的时评已经沦落为“时事的牢骚”了（以下简称“时骚”）。这个“骚”不是《离骚》的“骚”，而是搔首弄姿的“搔”，隔靴搔痒的“搔”，臊气熏天的“臊”。
　　说到时评，我更怀念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更靠前的光景，在那样的时代中，时评犹如锋芒毕露的匕首，刺向最需要解剖的地方，由此诞生了一批个性迥异、影响力巨大的时评家，诸如章士钊、张季鸾、邵飘萍，诸如邹韬奋、储安平、徐铸成……时评大家们用如椽大笔，激扬文字，指点国计民生，发人所不能发，言人所不能言，从而造就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文体。
　　令人郁闷的是，现时的时评家们大都表现得平庸、势利、委琐，无论是个性、思想深度，还是见解、学识，都无法望时评前辈之项背。有人或许会拿政治环境作为辩解的理由进而反驳我，对此，我不准备做冗长的回应，只想提醒列位:当下的所谓时评有几篇是让你怦然心动的？有几个时评家是“我口说我心”的？有没有时评家因为言论获罪？更偏激的是，有没有时评家因此失掉身家性命？答案都是否定的。和以往历史时期相比，这不是一个更坏的时代，但是却没有产生更好的时评以及更优秀的时评家。时评退化成时骚不是时代的错，也不是政治的错，而是时评家自我矮化的结果，道理简单得令人沮丧:你能指望侏儒写出巨人的文章吗？
　　时评的繁荣造成了喧嚣的景象，可这种喧嚣不是对同样喧嚣的时代的回应，而是由于不能充分回应所带来的负面恶果，比如嘈杂、吵闹与喧哗。对于时评家来说，智慧和文笔是安身立命的两件法宝。只有文笔而无智慧，只落得呆滞与刻板;只有智慧而无文笔则糟蹋了见识，于事无补无益，若闹到辞不达意的地步，辱没的怕不仅仅是个人小智慧，还会强奸时评的初衷。但事实是，我们的很多时评不仅没有文笔，更是罕见思想，有的只是常识的罗列、人云亦云的自负，以及为时评而时评的牵强附会。
　　一个典型的坏例子是，“时骚”把道德树立为衡量一切时事的不二尺度，习惯于抡起道德大棒，不管三七二十一扫将过去，顺道德者昌，逆道德者亡。要知道，道德尺度不需要广博知识与深刻思想的支撑，它仅凭本能和偷懒就能做到，时评家们似乎对于在道德情操论的大树下乘凉感觉良好，这就是“时骚家们”的劣根性吧。劣根性让时评失去了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削弱了反思的锐度和热度，最终消蚀了时评的合法性。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论。时评家们希望用一成不变的道德杠杠，来搞清楚周围的世界，可是世界的复杂性让道德尺度本身变得破绽百出，难圆其说;于是乎，评议本身显得可疑。不客气地讲，时评中类似的道德论者，是一种假借评论外衣掩饰的“道德变态”，它置换了自由、公正、理性等的名义，若就时骚对民众的愚弄程度与方式而言，说它是一种时评恐怖主义并不过分。
　　从整体上看，我对现今活跃在报界的时评家们不抱有任何希望，这一辈的时评家恐怕是写不出令人动心的时评文字了。有种东西是他们无法选择的，是注定了的，那就是他们早期生活的时代。人当然无法选择出身的年代，不过对他们来说，无法选择基本上是顺从的代名词。在童年、少年直至青年时代里，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捕捉与接受那些熟悉的东西、认可的东西、温顺的东西，而对别的一切要横加排斥;不怀疑不叛逆不思考构成了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使在现时的所谓成熟时期，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褪尽了早期的思维烙印。一个细节是，他们被灌输的议论文是死板的三段式，所有的可能只被缩略为单一的路径，世界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比如说看了现今的所谓时评作品，不是让人更清醒而是变得更糊涂，不是让人更确定而是更加犹疑了。于是，在最可能产生反思力量的新闻文体中，时评家作为个体丧失了合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丧失了从对时事的观照中产生活的思想的能力。
　　如果说早期的时评大家们掷出的是锋利的匕首，那么，现今的时骚家们扔出的则是几块小石子，甚至是一些轻浮的泡沫。他们扭捏的姿态似乎想夸耀自己继承了前辈的衣钵，可那被证明只是滥竽充数似的幻想，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标榜着“时评化生存”，但却从没有触及到这个时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