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媒体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上有拨款，下有大量的公款订阅，不问读者需求，也不愁没人买账。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一冲，突然发现，出版市场变得难以驾驭起来。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读者身上，选择性加大、公款订阅减少导致个人阅读消费增长后的阅读挑剔增长。
　　记得德国贝塔斯曼和伯尔达出版集团的大佬们都表达过这样的遗憾:由于上帝的限制，德意志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很难传遍世界，只能为不足1亿的德语人口欣赏。为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版发行市场大门微启之初，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抢滩登陆，率先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国留下印记，冲的就是中国12亿人口。几年下来，大佬们对中国的认识有了深度，原来自然人口和阅读人口的数字在中国相差甚远，这导致商业成功的果子他们近期还摘不到。但不可否认，他们抓住了不少中国读者，毕竟交流和被服务的快感是我们过去不曾有过的。
　　中国现有杂志9000多种，报纸2100多种。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出版物意味着什么？在天天有新杂志面世、电视和网络空前影响人们信息接受方式的今天，竞争不仅仅是几个同类的拼杀，更是所有传播方式，所有出版物之间的眼球争夺战，一个开始重视读者、自觉寻找读者的时代正在到来。于是，市民报以实用物品、时尚生活类杂志以小礼品吸引读者，那么，有文化传统的杂志该怎么办呢？
　　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时言及办刊目的:“每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以“供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粮”。当市场化最初的尝试者度过创业期，气定神闲地再做发展谋划时，最想要的还是品质。于是，借鉴韬奋先生的主张，把那种纸上的神交活化，让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跟读者共聚一堂，共叙对于时代纷繁事物的见解就成了我们新的追求。这样，从2003年起，“三联有约”系列做客活动出现在一些重要城市里，商界精英刘永行、张朝阳、潘石屹，胡润，学者袁钢明、林凌，专家张锦秋、韩骥，艺术家刘欢、邹静之、王振潜、马军镶、陈逸飞，文化名人魏明伦、贾平凹，名主持杨锦麟、周瑛琦、袁鸣，都有过与三联读者相聚的美好记忆。
　　当嘉宾侃侃而谈，二三百读者屏气凝神倾听之刻，当主编放低姿态，不是告诉你该看什么，而是问你想看什么的时候，读者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