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时评的发展势头相当蓬勃，几乎无一家报刊没有时评。但是“近年蓬勃”并不说明它就是新东西，时评作为一种文章样式，实属“久已有之”，通常关于时评的解释为“报刊上评论时事的文章”，这说明其存在大体与报刊同时，当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解说时评，首先就要明确对“时事”的理解。我主张将“时事”界定为“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宣传价值、评论价值的事情”。评论这样的事情的文章就叫时评。
　　这不是杂文的任务吗？杂文不就是作为“感应的神经”对现实生活迅速作出评论吗？不错。时评与杂文，这个关系的处理是一个过去有过、目前仍在、今后也不能不涉及的问题。
　　时评与杂文，有其相近的地方。比如：两者都要讲道理，都要运用逻辑思维，但到底又不是一回事：　　从大的归类而言，时评属于“新闻”，而杂文则属于“文学”（比如它要加上形象思维）。又比如：两者都要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实际，对生活中的事件迅速做出思想的反应，但承担的责任和文字反映还是不尽相同的，相对而言可不可以这么说——时评是就某事论及此事之理，由点及点（这由一些时评的题目可见一斑：《聋哑学校更名如何？》、《民企的“出身”何时高贵起来？》、《四疑二次选举》等）；杂文是就某事论及“广而言之”之理，由点及面（题目和文意常常表现为“由××××想到（说起）”）。打个比方：就我们的孩子照相常常是缩头缩脑的样子，论及孩子这样不好，要改一改，改得勇敢些，是时评；而由我们中国孩子同外国孩子照相时的表现大不一样，论及孩子照什么样的相实际是由“大人”（照相师、孩子的父母等）决定的，进而论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陈腐和“国民性”的某些值得改革处等问题，便是杂文，鲁迅先生有杂文名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半个世纪前，1946年《文艺丛刊》上有人指出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杂文对于时评的追随”。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杂文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样的形势下，杂文研究者也在分析研究杂文创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少人指出“杂文的时评化倾向”值得关注和解决。
　　杂文的时评化倾向，我想并不是指文章的内容，而是指出文章的写法。因为同一个内容——生活的时事的，都是既可以写成杂文，也可以写成时评；两者的区别主要在思辨性和文学性的含量上。而“杂文时评化”之所以引起文学中人的关注，就在于它意味着杂文这种理应归入文学的文字形式有可能离开文学而进入新闻。
　　我不揣冒昧，1992年曾提出一个观点：“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重点在提倡时评“杂文化”——借鉴杂文之优长，把时评写得活一些，再活一些。
　　总之，时评与杂文，堪称兄弟，决非“既生瑜，何生亮”的关系，不应势不两立，而应各自保持风格特点又取长补短，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