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之所以出现低生育率，一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为生育成本的影响。根本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匮乏和公共服务缺位，不能主动适应人口和生育的新态势并及时作出调整。

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基本实现了群众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的统一，各个部门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把政策落实好。落实的具体措施是出台相关福利政策，比如对生育妇女的就业问题、防止生育歧视的问题、落实生育保险的问题、丈夫陪产假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公平、合理、平等的法定生育福利政策

要二娃，还是不要二娃。

这个问题，估计很多夫妻很纠结。

张女士下了很大决心后，即将迈入二孩行列。

面对二孩政策烦恼丛生

作为一名80后，张女士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先生。

两人已经育有一个女儿，在北四环外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平时的生活，两人挣的钱足够花销，除了还房贷，基本上是想买点啥就买点啥，仅给女儿买玩具，就装了三大箱子。

考虑到一个孩子孤单，张女士的先生一直再想要一个孩子，希望两个孩子长大后可以互相陪伴。

今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后，看着周围家境殷实的夫妻生了二孩，夫妻俩决定也要二孩。

“我一朋友，家里条件好，怀了二胎，就买了一套大房子，现在也不上班了，就等着孩子出生了自己带。”张女士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咱没那条件，可也不能因为这就不要孩子，无非是房子挤点，老人帮着带孩子累点，养两个孩子辛苦点。”

要二孩，还是不要二孩。这个问题，也困扰贾女士多年。

“如果要二孩，大的就有个伴儿。可是，添个娃，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不但工作受影响，房子也要换。”坐在《法制日报》记者面前，贾女士掰着指头说着，面无笑容。

贾女士是70后，高考时从外地考入北京一所高校读书，毕业后进入一家央企工作，留在了北京。

深深体会在北京打拼的不易，贾女士工作上非常努力，不但业务精通，人际关系也很熟络，很快成为了单位的骨干。

不久，贾女士遇到了现在的先生，结婚、成家，并在北京市朝阳区贷款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2011年年初，夫妻俩迎来了家庭新成员，一个胖嘟嘟的小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有了第一个孩子，贾女士就希望能再有一个孩子，但夫妻俩都不是独生子女，不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无奈只好作罢。

时光荏苒，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孩子上了一家私立幼儿园，家里的房贷也还完了，贾女士走上单位中层领导岗位，丈夫也成为一家公司的高管。

好消息接踵而至：2013年年底，国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4年2月，北京市启动“单独”二孩政策。

虽然贾女士和先生都不是独生子女，但他们看到政策趋势是国家将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分外高兴。但高兴之余，新的烦恼随之而来。

一个烦恼是，房价涨得太快了。他们原来想，等到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后，如果要了二孩，就再买一套大房子。当时，他们的房子价格为每平方米5000元。再后来，北京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时，他家所在的小区房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3万多元。

另一个烦恼是，谁来帮他们带孩子。夫妻俩工作都很忙，都是单位骨干，贾女士还经常出差，孩子主要是奶奶带大。但奶奶一天天变老，其他老人又无法帮他们带。

公共服务不能适应新态势

2015年12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修正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贾女士更为纠结了：终于可以按照国家政策再要一个孩子了，可自己却好像离二孩越来越远了。

“我们这片区域，房价已经涨到七八万每平方米了，我就算是把现在的房子卖掉换个三居，也得把家底儿抖个精光。”贾女士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奶奶已经70岁，带不动孩子了；我也不能在家带孩子呀，那不得把工作辞了？可是工作辞了，一年小20万元就没了。”贾女士叹了一口气。

有着类似贾女士这样烦恼的人，并不在少数。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班里近30个孩子，除了4家生了二孩之外，其他家长多有类似想法：想生不敢生。

有关部门数据显示，自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多万对夫妇，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夫妇并不多，占比不到五分之一。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二孩政策就在那里，“他愿意生就生，他不愿意生就不生”。

原新表示，中央指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因此，即使我们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压力还继续存在。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和单独一孩政策的效果不会有本质的区别，都不会改变低生育率格局，都会遭遇“遇冷”的理性反应。

穆光宗表示，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从字面上看与单独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不同，但由于非独夫妇集中在1980年以前，60后、70后绝大多数已经错过适龄生育的时机，处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而80后、90后也处于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纠结状态。

穆光宗认为，大城市之所以出现低生育率，一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为生育成本的影响。直接的抚育成本和高昂的机会成本叠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轻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却步，想生不敢生，害怕做房奴和孩奴。

“根本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匮乏和公共服务缺位，不能主动适应人口和生育的新态势并及时作出调整。”穆光宗说。

建立法定生育福利政策

张女士二孩的预产期一天天临近了，她已经开始计算，自己能休多长时间产假，能享受多少生育福利，有两个孩子后，未来的工作怎么办。

“既然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是不是也说明生孩子不仅是我们的事儿，国家也应该有鼓励政策吧？”张女士说。

对此，穆光宗认为，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收获“愿生乐生、应生尽生”的效果，但生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综合配套值得期待。

“首先要强化生育服务职能，优化从怀孕到生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家庭发展保驾护航。例如，现在大城市的建档床位紧张，近期要增加产床，远期要增加妇产科和儿科医生；高龄备孕需要孕前孕中产前的风险评估；孕前检查是减少出生缺陷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预防手段。其次要改变二孩申报的程序，大道至简，一切以方便民众、帮助家庭为上。第三要顺应计生改革的潮流，变惩罚多生为奖励多生。”穆光宗建议。

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今年1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因为多次生育意愿的调查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80%以上的群众都是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基本实现了群众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的统一，所以国家各个部门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把政策落实好。

杨文庄说，落实的具体措施是出台相关福利政策，比如对生育妇女的就业问题、防止生育歧视的问题、落实生育保险的问题、丈夫陪产假的问题。

穆光宗认为，国家通过制定强有力的生育福利政策，弱化生育压力，强化生育动力，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同时国家应积极主动承担部分的生育责任和生育成本，从而改变一些年轻夫妇和家庭想生而不敢生、能生而不敢养的窘境。

原新认为，我们的政策并不必要鼓励生育二孩，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公平、合理、平等的法定生育福利政策，并不因为你生二孩还是生三孩，而是你符合国家法定的生育孩子的数量，都应该享受这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