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历史学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进行创新。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手段等都要创新。创新绝不是标新立异，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继承吸收前人和当前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开创性的发展，是对当前和今后历史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的创新。

　　——安作璋   

　　大众网·海报新闻济南2月21日讯（记者 孙杰）2月20日晚，有着“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之称的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作璋因病在济南逝世。“安先生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过的书就达数千万字。”一位熟悉安先生的山师教师告诉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安先生为人敦厚谦和，即使近几年行动不便，在参加学术会议遇到学者上前打招呼时，依旧会主动起身致意。

2月21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安作璋先生去世消息。

　　上大学时晚上12点前不睡觉，历史“学霸” 爱上“秦汉”翻烂两套前四史

　　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成为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人物，在国内外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安先生是地道的山东人。1927年1月，他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家门两边有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安先生曾说，“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年幼时，安先生恰好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从此随着家人一直颠沛流离。不过，流亡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先生的求学之心。正是在流亡的8年间，安先生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

　　安先生曾说：“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来激励自己。”

　　1947年，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文学院历史系，并拜在张维华等知名史学家门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安先生主攻秦汉史。求学期间，安先生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有关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而后来，被他翻烂的《史记》《汉书》更不在少数。

　　“安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翻烂了好几套史记和汉书。”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原院长王克奇教授也曾这样感叹。

　　28岁出版首部史学著作成“畅销书”，上世纪80年代从讲师“直升”教授！

《汉史初探》

　　大学毕业后，安作璋被分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任教。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出版。该书一经出版问世，便大受欢迎，并于1957年再版。值得一提的是，安先生当时年仅28岁。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安先生是国内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他也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他的学生说，安先生研究史学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安先生在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

　　1978年到2001年,安先生陆续出版了《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班固评传》《学史集》《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等书,并主编《中国史简编》《秦汉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多卷本《山东通史》《中国运河文化史》等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文章100余篇,总计2000万字左右。

《秦汉官制史稿》 

　　1980年，安作璋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秦汉史之大家”。

　　尽管已经成名，但安先生始终坚持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自己。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从选题到完成，曾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

　　他送青年人治史“四字秘诀”，桃李满天下有的官至省部级

　　曾经，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安先生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

　　主编《山东通史》时，安先生曾因劳累过度而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仍手不释笔。该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山东地方史的开创性著作”，作为“我国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恢宏的规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

《山东通史》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光明日报》曾在报道中提到，山东省委原副书记王修智是安作璋的学生，他曾说：“安先生完全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眼光来关照历史人物和事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评价历史的得失，丝毫不去迎合某些人物传记中泛滥的各种媚俗倾向，这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和敬佩。”

　　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说：“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们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他说自己一生干了这“三件大事”

　　古往今来，史学大家无不是博览群书。而安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也要求自己要做到通古今之变、通晓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他常对学生说：“读书务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

　　安先生认为治学还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即博与专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是有效的治史方法。安作璋认为，治史贵在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他说：“所谓渊博，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其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来说，不但要精通，还要扩而大之，凡是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都应该通晓。同时，我们又可以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即变无限为有限，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这里所谓有限的知识，就是‘专’的问题。”

　　曾有人问安先生：“一个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安先生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进行了新的诠释，尤其把史德摆在突出位置。

　　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外，安先生对于学生也是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

　　安先生还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安先生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思想概况为“道德学问”。他将自己的一生用六个字来概括，“读书、教书、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