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几名考古学者在江苏常州武进湖塘镇淹城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座古城由三道土城墙和三条护城河构成，而这种建筑格局，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现场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这座古城属于春秋时期，古城的主人很可能是以贤德著称的季札，但是，随后的考古发掘证明，古城的主人应该另有其人。那么，为何要建这样的古城 ？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众多的疑问使考古工作者坚信，谜底或许就在新的考古发掘中……
□1965年夏天，淹城村的村民在护城河清理河底的淤泥，就在村民将护城河内的水抽干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村民们发现河底的泥里似乎有一个大家伙，结果拉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条船形样的东西。
村民感觉事关重大，立刻通知了淹城考古工作队。
考古工作队经过发掘，发现这是一条早期的独木舟。早在1958年，淹城村的村民们在护城河内挖泥聚肥时，就发现了一条春秋时期的独木舟。与上次发掘的独木舟不同的是，这条独木舟体积略小。就在考古工作者对它的年代进行判断时，忽然，从不远处传来村民的呼喊声，原来，他们在护城河的中间位置又发掘出了一条独木舟。村民在取泥过程中还发现了好多陶片、铜剑头、 铜矛等等。
发现的这三条独木舟中，最大的一条长达11米、宽近1米。独木舟由整段楠木挖空而成，内壁有焦炭和斧凿的痕迹，证明当时的独木舟是用火烤以后所造，与《易经》中“刳（读‘枯’音，挖开的意思）木为舟”的文字记载相印证。
独木舟始于原始社会，是继筏之后出现的一种水上交通运载工具，它也是现代各类船的鼻祖。
我国古代的独木舟形状大多是尖头尖尾，或者是头部尖而微翘起，尾部呈方形，尾部处留有未挖通的挡水墙。然而，与这些独木舟不同的是，1965年淹城内城河出土的这两条独木舟尾部是敞口的，而且敞口处底板及两侧邦板十分光滑，看不出嵌有挡水板的痕迹。这两条独木舟头部两侧邦板上部均打有孔眼。
很显然，这样的设计并不能作为水上交通运载工具来使用。考古学者经过考证后认为，这是一种在沼泽和泥泞的地方使用的交通工具，全名叫独木泥橇。
我国最早使用独木泥橇的时代是夏代。 《 史记·夏本纪》在记述大禹治水时，曾有这样的记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这里的橇指的就是独木泥橇。
这两条独木泥橇出于内城河，肯定与开挖淹城内城河有关。
□1986年5月，由南京博物院、常州市博物馆、武进县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开始对淹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由于子城河的河水接近枯竭，部分河道已经被当地的居民种上了水稻，考古发掘队只好先对子城河东北处的外城墙和内城墙进行发掘。
发掘结果显示，子城河的外城墙淤泥积层厚约4米，淤泥层中夹杂有大量的碎陶片。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当在北子城河向下挖至约3．5 米深处的时候，竟然发现了许多呈原始状态的大树根桩，而河道的中间还有一条约4 米宽的自然小溪。也就是说，最初在筑淹城时的地面，应该在子城河下方约3．5米深处。
对三道城墙的发掘结果显示，城墙内土层堆积厚薄不均，层面不平，考古工作者推断，当初在筑建城墙时并不是采用挖基槽和夯打的方法，而是利用挖河的土堆筑而成。
有专家认为，淹城古遗址分为三阶段筑造而成，最早建的是子城，其次是内城和外城。南京博物馆经过5次考古发掘，一举推翻了这个说法，专家们认定：从三座土城墙发现的文物和土质分析看，整个淹城应该是一次性堆土筑成。
当淹城内城河挖至一定的深度时，就会出现软泥层，在无特制工具的情况下，要想将河底中间的软泥运送到城墙边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挖内城河的人就想到了用独木泥橇作为运载软泥的办法。方法是从平地起筑，一层一层向上堆建成三道梯形的城墙。
如今，经历了数千年风吹雨打，淹城古城墙遗址高仅剩3米到5米，墙基宽30米至40米。
□经C 碳-14测定，独木舟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似乎与西周奄国时代有关。如果认定独木舟属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那么，淹城古遗址就很有可能是在那个时期筑建成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考古学者卫聚贤和陈志良在《奄城访古记》中曾记载：“今常州城南二十里许有奄城遗址，亦作‘淹城’。”他们认为淹城是古奄国的领地。
据《 越绝书》 记载：“ 毗陵县南城，故古奄君地也。”意思是说，毗陵县的南城是古代奄国的国君居住的地方。
奄，是商代后期的一个古国名，在今天的山东省曲阜旧城东。
相传奄君在周成王时期与商代后人武庚勾结，发动叛乱，被周所灭。据史籍记载，奄国在周公东征时其国都曲阜被灭，奄君也被周公所杀。周公不但杀了奄君，而且还将奄宫毁掉，并在原基地上挖掘成一个池塘，由此可见破奄的不易和恨奄的至深。
奄国被灭后，奄的一部分人做了鲁国的奴隶，奄的贵族和一部分民众为求生存，南迁到淮夷旁，也就是今天的淮河下游一带 ，重新建都定居，经奄新君的苦心经营，国力大增，再次联合两个小国反周。此时，周成王正式执政，并且亲自征讨奄国，奄国再次被灭。
战败的奄国，越过长江迁至江南定居。 而目前江南发现的春秋之前的古城池遗址中，与奄有关的只有淹城遗址。淹城出土独木舟的年代，与奄南迁定居时间相吻合。
□如果证明淹城古遗址就是奄国的领地，考古工作者还要寻找更多的证据。
淹城内外，散布着上百个土墩，其中有三座土墩最大。民间传说，这三个土墩分别叫头墩、肚墩和脚墩，它们是奄君女儿的墓，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头墩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头墩是一座东西长20米、南北宽6米的大型积炭墓，墓中棺椁葬具均已朽尽，唯有朱红漆皮依稀可辨。
根据现场分析，专家认为这个墓里可能使用了棺木一类的葬具，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棺木已经腐烂掉了，仅剩下漆皮。另外，在整个墓的底部，发现了大量的积碳，积碳的厚度达到50厘米左右。木炭的主要作用是防潮跟防虫，头墩墓的出土表明，这个墩子的性质是墓葬，同时这座墓葬出土文物之多，规模之大，是目前所发现的墓葬中间所没有的。
随葬器物集中在墓室的西端，共出土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等近300件。这是同时期同类型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从淹城挖掘的珍贵文物中还有七件套编钟、三轮铜盘等大量青铜器皿，足以能证明主人身份的非同凡响。
通过考古发掘，从墓里出土了五六十个陶纺轮，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男耕女织。一般来说，纺轮出土于女性墓的可能性最大。
发掘出的文物似乎与传说相吻合。 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延伸，专家们对墓葬不禁产生了疑惑：比如山东的淹城南迁的话，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过来时候肯定是要带一批器物，或者有关的一些书、一些制作器物的技术等等，但是从整个考古材料看，没有找到任何与山东奄国有关的东西。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出墓葬4座，出土的文物大多是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
依据器物造型和纹饰判断，头墩大墓的时代，考古工作者将其定在春秋中晚期。而奄国属于西周晚期，据此可确定淹城头墩大墓的墓主不是奄国人。
□在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座属于西周时期的墓室，也就是说，在春秋以前，淹城就有人在此生活和居住。考古工作者从护城河里发掘的文物推测，战败的奄国很可能只是在淹城生活了很短的时间，由于某种突然的变故于春秋中期迁出了淹城。
1959年，镇江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墓，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器“宜侯矢簋”有铭文120余字，专家对铭文考证后认为，周初在镇江丹徒一带曾存在一个周的诸侯国宜国。
当年，周成王东征伐奄，奄国越过长江，短期内不可能对周形成威胁，因而周成王未穷追不舍，而是留下一路人马，设立一个名为“宜国”的新国。其目的是对南逃后的奄族进行监视，并伺机彻底消灭奄国。
1981年，镇江市博物馆对武进大茅山和四项山的墓室进行考古发掘，证明奄国在春秋中期偏晚时被宜国所灭。奄国在历史的长河中由此画上了句号。
史书记载，春秋晚期，也就是公元前547年，吴国设延陵邑时，对淹城进行了利用，将延陵邑治设在淹城。而发掘出来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大多属于这个时期。
就在淹城的独木舟发掘不久，淹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引起了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关注。夏鼐先生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夏鼐先生认为武进奄城护城河中出土的独木舟，根据同层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应该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年代的文物。但是他认为，独木舟测定结果定在公元前 1055左右，不能采用。他指出，碳-14 断代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经C14 测定，距今3055年”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淹城出土的众多文物大多被最终锁定为春秋晚期，然而，有关淹城的形制与规模仍是争论的焦点。
淹城遗址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65万平方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淹城符合孟子所说“三里为城、七里为郭”的王城建筑规模，所以是奄王之城。然而，孟子在这里谈的不是城市形制与规模，孟子的这一段话讲的是治国的道理。他曾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有天时，有地利，但是你不占人和，哪怕是打一个巴掌大的小城你都打不下来。
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东周时，超过10平方公里的城市有十多座。其中最大的燕下都达32平方公里，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至于3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
淹城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绝对不是王城的规模，它既不能作为王国城市形制的定规，也不能证明是诸侯造城的范本。(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