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菲溢油索赔案:去年立案后至今仍无进展

　　2011年12月20日，渔民代表王爱文、荀绍斌、张维华和段金宗到天津海事法院听取是否立案的结果。

　　2012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三，河北乐亭养殖户段金宗正在度过一个冷清而沉重的春节。因为在2011年，康菲溢油事故造成的水体污染使他数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养殖场损失过百万。之后的半年里，他忙于清理、取证、上告、诉讼……却一无所获。

　　但就在这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农业部、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同时宣布，康菲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辽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

　　“几乎倾家荡产”的段金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所有的等待和艰难都走到了尽头？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他想起这半年间所经历的委屈和波折，“我觉得10亿赔偿金是一个渺茫的事。”段金宗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我要通过法律手段讨个公道，康菲造成多少损失，就赔我们多少。”

　　“我们不同意行政调解”

　　段金宗的悲观并非毫无理由。

　　虽然，康菲仿照国外的做法建立了生态赔偿基金，但赔偿基金的管理却与国际管理规则完全不同：国外的赔偿基金大多由独立的第三方主导，政府部门只有监督职能，而康菲的这笔赔偿基金却为政府部门主导。

　　简言之，这笔“来之不易”的赔偿款源于农业部的“行政调解”，而非段金宗所期望的“法庭判决”。

　　农业部官网显示，2012年1月25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发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索赔行政调解达成一致》一文，称“经过行政调解，农业部、中海油、康菲以及有关省人民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顾名思义，行政调解就是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行政机关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是中间人的角色，而不是当事人的角色。”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李刚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

　　据李刚介绍，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常用方法，在性质上，行政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简而言之，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和解。”

　　“我们不同意行政调解！”段金宗态度坚决，他认为，接受行政调解意味着妥协。“不只是赔钱的问题，我们还要公道。”段金宗认为，认错态度不够诚恳的康菲必须出庭，接受法庭的审理和宣判，做出认错表态，并予以合理赔偿。

　　“如果是行政调解，康菲甚至都不用出庭。”段金宗对此“很想不通”，“怎么能和解呢？农业部不是我们这边儿的吗？怎么是中间人呢？”

　　“其实，从现实情况看来，采取行政调解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优选举措。”李刚解释说，“如此之大的一个纠纷，行政处理的效率、成本都优于诉讼。”

　　但他也指出，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分析，“很多关键点不透明，例如，损失如何测定、赔偿的程序如何安排、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索取赔偿等等。”

　　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较为快捷、低廉的矛盾处理方式，也有着根本性的原则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协议。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与我联系，就代表我去调解了，并达成了一致。”段金宗认为。

　　“不在场”的受害者

　　河北乐亭107位养殖户的代理律师赵京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他并不看好此次行政调解。“农业部的身份是什么？是受害方代表？还是其他身份？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赵京慰认为，这次调解从法律框架来看存在瑕疵，因为“我们看不到受害人的身影”。

　　不赞同行政调解的并非段金宗一人。李刚所代理的河北昌黎近百名养殖户都一致表示，“很怀疑，很担忧。”

　　“海洋局披露康菲溢油事故时就已经晚了一个月，很多养殖户不知道水产品大量死亡的原因，也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留证据，因此，养殖户只能将去年投放的种苗和收获量与正常年份做出对比，以此间接证明自己的损失。”李刚介绍说，由于证据不足，很多养殖户无法进入诉讼程序。

　　“至今，渔业部门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损失统计，也无任何部门过问损失情况，养殖户们都很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农业部行政调解之外。”为此，李刚向农业部申请了信息公开，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