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所在的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朝阳门大街,他那间监事会主席的办公室在4层楼上一间20平米的普通的房间里,对于这家身家数以亿计的大公司来说,屋内的陈设实在太简朴了。我们的话题从11月27日举行首发仪式的《我知道的中国足球——王俊生回忆录》这本书开始。
30出头刚挂靴时,写了一本25万字的长篇小说。结果当然是被出版社“毙”了。
记者:当今图书的出版商都希望对您的这本书进行宣传和炒作,我发现您对此比较低调。
王俊生:对于出书,如果说我20多年前曾经梦寐以求过,到几年前我已经有点唯恐躲之不及了。我挂靴时刚刚30出头,感到18年的运动生涯有不少值得书写的东西,再加上我本身是个“文学青年”,比赛训练多么累,闲下来总想看看书,所以就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我晚上挑灯夜战,星期天也不停地书写,这本25万字、以自身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球员生涯》脱稿了。我给了一家出版社,我做梦都想着那飘着油墨清香的书能够问世。但同无数文学青年一样,梦终于破灭了,从此我知道出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记者:如果那家出版社知道王俊生是日后家喻户晓的足坛重量级人物,也许会帮您修改出版的。
王俊生:年轻时对出书有着梦幻般的渴求,到后来对出书简直有点恐惧了。不要说出书,就是署名写篇文章的自由都没有,也不要说写文章,就是说一句话,都会有几百家媒体登载、分析、演绎乃至胡编。前些年名人出书成为时尚,有出版社向我试探过,可了解我的人都说,给王俊生100万他也不会写,这是实话。因为坐在那个位子上,我已经不能属于我自己。说得更明确些: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怀疑,另一方面也担心书中涉及的一些经历会再次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记者:到了什么时候才消除“恐惧”?
王俊生:2000年夏天,我改任中国足协专职党委书记,工作和压力相对来说轻松了一些。一直“盯着”我的出版社纷纷找上门来,他们的诚恳邀请、全力说服,使得我不由动起心来。尤其2001年中国男足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国足球不再那么沉重了,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作为在国家体育总局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人,是需要总结过去的。我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心灵史,对关心我的人负责,对批评反对我的人负责任(他们的很多批评是正确的),让不了解我的人真正了解我。这部心灵史虽然是我个人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足球体制改革和内部机制转换的历史,。后来选择了北京出版社,因为我是在北京成长起来的。
记者:读了您的大作,更了解了中国足球深层的一些东西,这远非我们局外人所估计的那样。特别使人感叹的是,您为足球改革做了很多工作,却成为饱受诘问、备受争议的人物。
王俊生: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我读那些伟人的传记就感到,他们就个人而言常常是悲剧性人物,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悲剧教人忍住磨难,磨练意志,教人耐心等待,期待希望。我不后悔走过的路,我反而在书中强调:“对我而言,选择足球就意味着选择人生,足球使我有了一生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
我可以将“内幕”、“热点”、“猛料”编排得精彩之极,但我毕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
记者:作为足球界的重量级人物,您需要对社会、对球迷负责,也要对上级负责;因此有的地方有欲言又止的感觉,比如讲到“假球”、“黑哨”,讲到一些人事上的复杂关系,讲到限薪屡屡碰壁,都难以酣畅淋漓地讲出来。
王俊生:你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难点。如果我只是一个运动员或纯粹的演艺界人士,我可以将“内幕”、“热点”、“猛料”编排得精彩之极,但我毕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你们质疑“假球”、“黑哨”完全可以,如果我公开质疑,没有证据我就要负法律责任。对足球界的不正常现象,我的焦虑感在书中常常流露。对于“假球”、“黑哨”,我和广大球迷一样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中国的足球改革为什么会如此曲折。我也曾让足协有关人员去了解一些疑点,得到的所有回答几乎都是“我们从来不干这事,请你们相信我们”。我感到困惑,也曾采取措施调查过一些俱乐部,但都是无功而返。直到2001年年底和2002年春天,裁判界发生了一些大事,人们关注的“黑哨”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国务院也批准成立了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我相信随着整个社会法制的健全,足球界终归会得到净化。
朱和元代表足协,也征求了我对目前足协选帅的意见,但我要遵守约定,不能泄密。
记者:目前中国队选帅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您作为过来人有什么想法吗?
王俊生:最近朱和元代表足协找过我,也征求了我的意见,告诉了我一些进程,但我要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不能在有定论之前泄密。我在任时请了三位外籍教练,也是在摸索中磨合、在教训中成熟的,我在书中也写了其间的过程。至于现在选帅的原则,我不便公开评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么。
记者:做监事会主席和做足协领导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压力小些没有?
王俊生:在足协的角色是领导者,现在更接近于管理者。领导者的目标是做应该做的事情,经营管理者的目标是使事情按照应该有的秩序进行。至于压力,同样不小,这么大的产业,是关系到体育界多少人饭碗的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