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内陆漫游了15天之后，浦凯旋做出决定：上海！六年后的今天，作为登陆上海的首家印度软件企业，NIIT已经在中国各地开设了100多个培训中心，招收学员近2万人。也正是在这六年里，中印两国的贸易金额从10亿美元增长到了近50亿美元。

“5年前在印度，没有人考虑要到中国来设立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和企业正在把目光从欧美市场转移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巨大市场”，浦凯旋说。浦凯旋的办公室位于上海顶尖繁华的南京西路，而这里的甲级写字楼群体正是不少跨国公司中国总部所在地。

同样是因为对两个邻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浓厚兴趣，前来访华的印度总理将专门来到上海，出席在这里的“中印IT领域的机遇和挑战”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浦凯旋说，印度在沪企业界对这一盛事高度关注，印度国内的企业对到上海发展的热情也日益高涨。“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七八封来自一些印度企业的电子邮件，询问如何到中国来做生意、设立公司，进行投资，”他说。

以前，印度企业的目光只瞄准欧美市场，而现在“东方开始遭遇东方”。印度软件行业排名前四位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去年以来纷纷在上海设立办事机构，乃至成立研发中心。随着2002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度以及今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人们对“软件大国”和“硬件大国”的这一合作前景自然更加期待。不过，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也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在印度，我们通常认为软件业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而中国正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印度则正处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过程中。差距是存在的，这正是我们到中国来的原因”。

“有人认为这个差距在两三年内就会消除，有人则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软件业的成长非常迅速，这个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浦凯旋的家乡是素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那里“气候宜人，温度总是在二十多度，人也非常友善”。不过，在游览了中国各地十七八个城市之后，浦凯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印度只有一个班加罗尔，而中国却可以有很多个班加罗尔！”他认为，中国有许多城市都可以具备发展软件业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和硬件设施，例如上海、厦门、青岛等。

作为文化历史上具备许多相似之处的邻邦，中国和印度的合作空间潜力巨大。目前上海的常驻外籍人士已经有6万多人，而其中印度人士大约只有350人。不过，商业交流升温已经开始在文化，尤其是餐饮业中体现出来：上海现在已经拥有7家印度餐厅，而“印度抛饼”更成为大小餐厅里的“新宠”。

“我喜爱上海。上海就像印度的孟买，一切都这么快，日新月异地发展，雄心勃勃”。每当有朋友到上海来，这个中文名字意味着“胜利”的印度“中国通”就会领着他们去游豫园，拜玉佛寺庙，在襄阳路小商品市场购物，去中餐馆吃饭，领略中国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魅力。

“每个外国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首先都会感到震撼。不断有朋友要我解释：中国到底怎样？我总是告诉他们，中国无法解释，你必须亲身体验中国，感受这种震撼，然后爱上这个国家”，浦凯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