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说白了就是为企业的未来买保险。”张亚勤给出了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通俗解释。

　　技术驱动的企业一定会把自己的未来绑在基础研究之上，而市场驱动的企业则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市场判断力上。前者努力在今天消除明日的风险，后者则要时时保证其市场判断力绝对正确。

　　“我们认为全世界的公司都应该在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这样不仅总体上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这些公司也能获益……真正的重大发展来自于长期的研究投入。”盖茨在微软研究院成立10周年仪式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因为我们追逐未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很幸运，我们能把这么多优秀的人聚集到一起。”

　　半个月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宏江博士又接到了一家跨国公司的咨询电话，这家欲在本地成立研究机构的公司想向微软亚洲研究院取经。前前后后，研究院已经接待了10多家这样的跨国公司，有的甚至是微软的竞争对手；其中有些公司还登门拜访，事无巨细地问上一整天。

　　从零开始，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成为国际一流的基础研究机构，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不仅引起了跨国企业的兴趣，同时也应该引发国内学术界、教育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归根到底，有两条最重要的经验，”在结束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之前张宏江告诉对方，“首先要下决心在中国做事而不是仅装装门面；二是第一批人一定要雇对，这样才会有良性循环。”

　　这是从微软研究院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中总结出来的——

　　下大的决心，请最好的人

　　1991年9月，在时任微软CTO Myhrvold博士多次盛情相邀下，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Rashid博士成为微软研究院第一批3位员工之一。Rashid以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在为微软吸引了世界上一流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大学开放式的研究方式。时至今日，微软研究院已经拥有3位图灵奖获得者。

　　1998年，微软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国研究院，力邀时任SGI副总裁的李开复博士出任院长。李开复只身来到中国，直到研究院成立仪式时，李开复还是“光杆司令”，他只好从总部“借”来沈向洋和黄学东助阵。但在之后的很短时间内，李开复凭借他的学术影响和人格魅力，聘请到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等海外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

　　“我们雇人有两种方式：一是定下研究方向，去找这方面的人；二是非常聪明的人，先雇了再说，不然你就亏掉了。”沈向洋副院长说，“经人推荐，我雇了一个女博士，她是清华十大杰出学生之一，她的论文是生物信息方面，跟我毫无关系。我给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看看她想做什么。没想到才两个月她就把一个题目做得像模像样的，而她并不是学这个领域的。人聪明到这个地步，想做什么做什么，挡也挡不住。”

　　人品至上

　　很多人都知道，研究院招聘时对应聘者的智力和潜质要求非常高，“请估计一下北京有多少加油站”等测试题常为媒体津津乐道。记者在张亚勤加盟第二天独家采访他时，看到博士盈门的情景，也曾感叹研究院真是优中选优，用人真奢侈——当时没有博士学位是迈不进研究院的大门的。

　　其实，还有比聪明更重要的，那就是人品。李开复曾应邀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应主持人的要求，李开复在纸上按顺序写下了他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人品、智慧、团队精神、激情。李开复解释为什么人品最重要时说，微软公司的文化就是雇用最好的人，并且完全信任他们，让他们来把握他们和公司未来的方向。一个人如果人品有了问题，绝对是不会被考虑的。

　　节目结束后，李开复当即告诉在场的几位研究院主管说，即使是工作再忙，也要为中国的青年学生写些东西，并和大学生多多交流，不仅要向他们传播研究之道，还要教他们如何读书做人。

　　记者采访半年前加盟研究院的“深蓝之父”许峰雄博士时，问他有报道说他曾拒绝过微软总部研究院的邀请是否属实。他说他没有接到总部的邀请，但确实曾拒绝过李开复的邀请，“因为那时我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找个好太太”。许博士的诚实与率真再一次印证了研究院“人品至上”的原则。

　　在人品面前，聪明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管理聪明人

　　“聪明人是用不着激励的，他们都是非常有主动性、想要成功的人，你要做的就是不要伤害他的积极性。”张宏江很轻松地回答着记者。

　　这种轻松的研究氛围是以主管们“甘为人梯”为代价的。记者在采访间隙随手翻阅一份科技期刊时，发现沈向洋的名字出现在获奖论文第三或第四作者的位置上。很多没做一点贡献、在学术上“有权有势”的人，也常常会在他人的论文上挂名。莫非沈向洋也如此？

　　沈向洋拿出一本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权威期刊，得意地告诉记者，最近与他人合写的一篇论文，用信号分析的方法，给“同心拼图”技术做了一个理论上完美的解释，从而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作为这一领域的开山鼻祖，沈向洋在这篇论文中从理论体系到具体方法都贡献颇多，但他却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后面。“尽管很多很好的想法是我提出的，但要实现起来却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现在领导这么大的研究团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做研究、写论文。现在，这个研究团队中的很多人都是按照我的思路去做的，通过他们可以做出很多东西，事实上已经达到了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李寅曾在研究院做过暑期生，他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师从沈向洋。理由是，“我觉得这个机会蛮难得的，像这样有水平的人，就是初到美国也很难碰到”。

　　按说在清华念完博士，想去美国继续深造并不难，但刘铁岩却进了研究院的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时，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和阅读文献资料，对这个领域哪些人做得最好，非常熟悉。多媒体这一块，研究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的博士后导师张宏江就是视频内容分析领域的开山鼻祖。一个非常知名的导师和非常好的研究环境，对我的发展更重要，至于国外还是国内，我并不太看重。”

　　在研究队伍中，胡耀华可能是反差最大的——他只有本科学历，大五时在研究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生，毕业后经过例行的招聘过程，进入研究院豪华的研究阵容，从事游戏视频方面的研究。他向记者坦言，确实有压力，但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学历上低人一等，而是要把工作做好的压力。

　　旁观者如是说

　　刘策是从研究院离开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记者通过邮件采访到现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博士的刘策。他说，他在研究院做的东西已经可以在美国的大学拿博士学位了，他希望能到MIT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因为要做一个学问大家还有很多路要走。谈及研究院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到研究院才发现，做研究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读浩如烟海的文章，要读精、读透；需要采集数据，做大量的实验来验证别人的算法和自己的想法；需要写报告、综述、笔记和文章，不停地写，不断地修改；需要你去讲、去交流，让别人批判你做的东西；当然大量的时间是去思考，问题在哪里，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怎么安排时间去做尽可能多的东西等等。”

　　“我经常一个通宵精读几篇文章，和计算机睡在一起调程序，有空就写文章、写报告。为什么要这么累？因为生命非常短暂，只有和时间赛跑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研究院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过程。”刘策回忆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副主任刘智勇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基金委信息科学部与微软签署了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双方各出一半的资金资助信息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每年以200万元的强度资助一个“重点项目”，还以每个项目20万-30万元的强度资助几个“面上项目”。几年来，累计已经超过了900万元，资助完全按照国家自然基金管理办法管理。刘智勇说，这是双赢的合作，通过合作使得国内的科技人员了解到前沿技术和微软在软件领域的研究成果。借助基金委全国性的招标，微软在全国范围找到最好的研究人员来做微软感兴趣的研究。

　　刘智勇强调，基础科学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取得进步。

　　学术沃土与净土

　　“我是很讨厌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写论文应该是一个欲望：我有这么好的东西，就希望和大家来分享。写文章第一点别写不好的东西。第二点，如果写得不好，就千万别去发表，否则就是一种犯罪。”张亚勤认为写作应该是研究的副产品，“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责任，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才能促进技术的发展。”

　　为了确保文章的质量，张亚勤定了个规矩：只准在该领域前五名的期刊和会议上发表文章。同时，为了提高研究院的学术地位，张亚勤又要求集中“火力”，争取在一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要占总数的5%。研究院这5年来发表了700多篇论文，正是按照这种要求执行的。

　　美国计算机学会举办的多媒体大会ACM Multimedia是多媒体领域顶尖的国际会议，在300多篇投稿中，只有42篇入选，而张宏江领导的研究小组就占了6篇。“以至于让别人都有些嫉妒。”张宏江介绍说。迄今为止，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在ACM Multimedia上发表了20篇论文；在全球图形学年上发表了11篇论文；在计算语言学大会上发表了14篇论文。

　　对于国内很多科研机构和高校看重的SCI(科学引文索引)和EI(工程索引)，研究院的主管均表示并不在意，因为这两个索引收录的期刊过多，从而带来所收录的期刊水平参差不齐，含水量较高。因此SCI和EI并不能准确地评价研究水平。

　　工程院架桥

　　将在11月上旬成立的微软亚洲工程院是微软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它的前身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产品组。据负责该组的林斌介绍说，在研究院设立产品组是李开复的提议，它的职能，一是把研究人员研究的问题变成Demo(演示)，二是把研究成果写成程序放在产品中。

　　在微软五个研究院中，微软亚洲研究院成果转化率最高，达到50%，在这个过程中，产品组的工作也得到了总部的认可。

　　成立工程院的设想是去年秋天里提出的。当时涉及的三个项目进展都很顺利。今年2月盖茨访华期间，这一设想得到了盖茨全力支持。张亚勤的老板Rishad告诉张亚勤，不用考虑人员编制问题。微软控制员工人数很严，这等于说“放手干吧”。张亚勤告诉记者，亚洲工程院目前的编制为80人，但最终将可能超过亚洲研究院。

　　工程院的使命是，基于亚洲研究院一流的研究，创造关键技术，孵化核心产品。其中孵化核心产品将是工程院的最大职能，而这个核心产品有可能与微软现有的产品完全不同。

　　张亚勤也希望这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继与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合作后，在服务于微软公司的同时，有机会与产业界合作。此前，研究院已经将TTS技术转让给华为公司。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步入成熟期时，引入微软亚洲工程院，一方面是让亚洲研究院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可以尽快地转化成产品，紧密与总部产品部门的关系，汲取施乐PARC研究中心与总部脱节的教训；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研究院专心于基础研究。

　　研究院能否复制

　　“我觉得完全可以复制，复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批人，另外一点是需要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机制，不能有太多的约束，当然还要有充分的资源，中国人其实是相当聪明的。”张亚勤说，“一个好的机制可以把人身上最优良的元素发挥到极致，而一个坏的系统可以把人最不优良的因素释放出来。”

　　“对于中国一流的科研院所和高校，钱不是个问题。”张宏江说，一周前刚刚见过一个人，他有一个20多人的团队，手上攥的3年科研经费高达3000万元，资金的雄厚令人羡慕，但1年多了，研究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像建特区那样，重建新的研究机构或研究特区。”张宏江下了一剂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