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首信集团已初步决定,将在手机包装内附送卡片,用以指定手机报废后的处理部门。这是首信为了响应刚刚拟定草案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而出台的新举措。
壁垒效应
不仅首信,摩托罗拉、TCL等六家手机生产商也发出倡议,呼吁制造商主动承担报废手机及配件的回收责任。业界如此“兴师动众”的原因之一,自然是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废弃手机污染问题,但同时还有另外的用意——消解贸易壁垒。
2003年1月23日和27日,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先后通过了《关于在电器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和《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根据这两个指令,凡在欧盟市场上销售的电子电气产品,都必须符合相应的环保标准。
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钟斌解释说,这两项指令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贸易壁垒:如果手机厂商不能解决有害物质问题,就无法进入欧洲市场。
设备尴尬
事实上,早在欧盟的政策出台之前,我国境内就有手机厂商开始了手机绿色化回收的历程。
诺基亚北京公司的企业咨询部经理陈宇红告诉记者,诺基亚从去年6月开始,就在全国98个城市的160多个客服网点设置了回收箱,但是至今只回收了半吨多废弃物。并且,由于国内此类工厂的缺失,这些废弃物不得不远渡重洋,送到新加坡的专业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国家环保总局危险废物管理培训及技术转让中心的技术专家李金惠坦言,新加坡废弃物处理厂确实达到了环保标准,而且能回收废弃物中的贵金属。类似的工厂在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有,但内地还没有。据介绍,内地一直没有建立电子废弃物处理设施,除了技术和资金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缺乏管理体制。如果回收行为形成不了规模,回收来的废弃物不够多,就不足以让回收体系运转起来。
费用谜题
远渡重洋的处理方式和难成规模的回收工作,都让废弃手机处理的技术成本变得极高。因此,处理费用问题成为超越了处理技术本身的关键性问题。
以目前手机厂商的利润率来看,高昂的处理费用让企业难肩重任。目前,国际上的一般做法是回收企业只负责处置的费用,回收费用由最终用户承担。据介绍,这一做法被普遍采用是因为,虽然法律可以规定回收费用由企业负责,但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费用转嫁给用户。并且,这种做法也更加符合法理:用户既然选择了生活的便利,就应该承担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义务。
目前用户付费的具体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日本模式,即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要求用户在向回收机构上缴废弃电子产品的同时缴纳一笔费用,作为处置经费。但不少专家认为,这种方式在我国缺乏可行性。
另一种模式要求用户在购买电子产品时预付“回收押金”,只要在产品寿终正寝时将其送到指定机构,就可以全额返还。目前我国对这种办法的呼声较高。不过,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我国的手机可能与其他电子产品采用不同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