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土耳其海滩上一具3岁叙利亚小难民尸体的照片，被称为难民危机爆发以来的“最揪心画面”，那个幼小生命所遭受的死亡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痛苦和不安。

　　而对于这种悲惨状况背后的故事，大概可以从难民题材的电影《何以为家》中得到延伸的解读。该片2018年戛纳电影节上放映，让众多观众哭湿了纸巾，最终捧走评审团大奖。

　　现在，《何以为家》已经成为一部全球“眼泪收割机”，所到之处皆是满满的赞誉与泪水，该片于去年的上海电影节和今年的北京电影节进行了展映，中国观众深受触动。导演娜丁·拉巴基也因此片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黎巴嫩女导演。

　　4月29日，《何以为家》在国内上映，日前她专程来到北京参加影片的映后交流。娜丁·拉巴基有着美艳高贵的外貌和一颗“勇敢的心”，对黎巴嫩的底层人民怀着巨大的悲悯与渴求改变的愿望。

　　作为导演，娜丁·拉巴基始终观照黎巴嫩现实，其作品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力量，凭借三部电影，娜丁·拉巴基就已成为国际一线导演，将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担任“一种关注”单元的评委会主席。

　　在娜丁·拉巴基看来，她的电影绝不仅仅是娱乐或艺术，她说：“我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人，我相信电影能够改变世界。即使不能改变现状，至少也可以引起话题和争议，或者引发人们的思考。”

　　最为震撼的是，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

　　《何以为家》讲述了12岁男孩赞恩的艰难成长历程，他状告父母让其来到这个世界，却没有能够好好地抚养他……故事就此展开，他对自己的存在产生质疑：除了被虐待之外，这个幼小的儿童生来就没有任何身份。通过赞恩，《何以为家》希望为所有没有获得基本权利保障、缺乏教育、健康和爱的人们发声抗争。

　　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亮相时名为《迦百农》，此次在中国上映，将片名定为《何以为家》，显然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何以为家》比《迦百农》意义更为清楚。

　　迦百农是《圣经》中的地名，系加利利海附近一域，据称耶稣开始传道时，即迁居此地，有不少神迹和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导演娜丁·拉巴基解释说，“迦百农”一词在英文和法文中都有“乱和不规则的意思”。

　　“混乱、不规则”就是《何以为家》中呈现出来的世界，娜丁表示，她在拍这部电影时并没有刻意地给电影起这个名字：“当我开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丈夫卡勒德建议我把所有我想谈论的主题都写在客厅中央的白板上。通常，我构思的时候都会这么做，我会经常看看白板，这一次，我跟卡勒德说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一起构成了真正的‘迦百农’。所以，给这部电影起名为《迦百农》。”

　　拍摄《何以为家》的初衷是黎巴嫩难民危机和童年受虐的问题，很多孩子出生后并不幸福，如何教育培养孩子，对娜丁来说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画面对她触动极大，她回忆说一天凌晨1点左右，自己从一场派对回家，开车在等红绿灯时看到令她心碎的一幕，她看到一个孩子在他妈妈的怀里半睡半醒，他的妈妈正坐在地上乞讨，“对我打击最大的是这个两岁的孩子没有哭，他似乎只想睡觉。他闭着眼睛的形象一直在我脑中。我回到家，觉得我必须去做一些事情。我想把一个孩子对着父母哭喊，责怪他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场景画成一幅画。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初衷。”

　　由这个想法展开出去，娜丁想到非法移民、虐待孩子、移民工人、国界的概念以及其荒谬的地方，“我们必须通过一张纸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这张纸在面对种族主义、强权霸凌和对《儿童权利公约》的漠视下是无效的。”

　　电影2018年首次在戛纳电影节亮相时，因娜丁作为黎巴嫩导演的身份，以及影片涉及的难民题材而引发强烈关注，但娜丁则希望外界把关切的目光转移到影片中的孩子身上。

　　在为影片做调研时，娜丁采访了大量的孩子，每次在访谈结束时，她都会问这些孩子一句话：“你们觉得活着开心吗？”这些孩子的回答都很令娜丁绝望，他们说：“我觉得我还不如死了。”

　　娜丁说自己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受震撼，“我了解到这些孩子们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生日，因为他们的父母只是以一个节日，比如圣诞节来标记。父母对孩子说：‘你是在圣诞节左右出生的’，这些孩子因此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重要，他们一直在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最为心痛的地方。当他们对这个世界还抱有最美好幻想的时候，就已经被扔进成年人的世界，过上残酷且困难的生活，与他们的理想背道而驰。”

　　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黎巴嫩这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困境，这也是影片在全球引爆的重要原因，观众们为难民的处境和生活而落泪，更为孩子的教育、成长而扪心自问。就像娜丁所说：“就其生产和位置而言，这绝对是部黎巴嫩电影。然而，这个故事是针对所有没获得基本权利、教育、健康和爱的人的故事。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症状，是世界上每一个城市的命运。”

　　让自己沉浸在他们的故事中，沉浸在他们的愤怒和挫折中

　　《何以为家》真实得像是一部纪录片，令人心痛。娜丁表示，这部电影虽然故事主线和结构是虚构的，但是细节都是她接触和看到的生活，没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深入贫困地区、拘留中心、少年监狱的经历所形成的。我独自一人戴着墨镜和帽子去观察他们。通过三年的研究，我意识到自己在处理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因此，更加触动了我。我需要深入这些人的生活，沉浸在他们的故事中，沉浸在他们的愤怒和挫折中，这样我才能最好地通过电影来表达。我必须先相信这个故事，然后才能讲出来。”

　　《何以为家》制作时间五年多，前期三年是进行了实际调查，其间剧本逐渐形成。拍摄时间六个月，后期的剪辑有两年的时间，因为全片的演员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指导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引导他们，这也是拍摄时间长的原因之一，拍摄持续了6个月，最终得到了超过 520个小时的素材。

　　谈及如何指导这些非专业演员的表演，娜丁表示，她一直赞成将“玩”这个词用于表演中，特别是在这部电影里，信任是关键，“我要感谢所有把这部电影当作一次为自己发声机会的人。至关重要的是，演员们了解我们所展示的环境，因为他们就身处这个环境中。我认为那些职业演员不可能去扮演那些背负着沉重包袱、生活在地狱里的人。事实上，我想要我的电影去了解我的角色，而不是反过来。街头选角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因为,我相信有某种力量保护着我们的电影，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当我写角色时，他们出现在街上，选角导演发现了他们。我只是要求他们做自己，他们自己的真相就足够了，我对他们很着迷，着迷于他们本身的模样，他们说话、反应和行动的方式。最重要的是，电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的地方，一个他们可以在其中暴露自己的痛苦的空间。在这个剧组拍摄的过程中，我和演员之间形成非常亲密的关系，彼此非常信任。演员都认同他们有这样的使命，将黎巴嫩底层人民的现状展现给大家。”

　　给这些素人演员们以绝对的表演空间，娜丁需要在拍摄中进行漫长的调试，因为这些演员不会去背台词，他们只是知道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不会像职业演员那样考虑站位、灯光等等。所以，娜丁说他们最常用的是手持摄像机，工作人员都在不断移动，尝试去捕捉那些最真实、最能体现影片主题的精彩细节：“这部电影用的都是自然灯光，就是为了记录本真的一面。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引导适应演员自己的一些特质。”

　　因为电影太过真实，娜丁坦承一开始审查是很难的，需要跟政府进行多方交涉，片中涉及到的一部分，可能是黎巴嫩政府不太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但是，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电影是改变的开始，只有通过电影揭露问题，我们才能作出改变，对体制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进行改变，最后说服了政府的相关部门。黎巴嫩政府对于这部电影的态度，其实还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这部电影在全世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获得了很多的关注，这是对黎巴嫩国家的一种宣传，也是一种荣誉；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确实揭露了很多很残酷的现实，这也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很幸运，这部电影终于还是能够跟大家见面了。”

　　演员的真实生活，与电影有很大相似性

　　作为演员，娜丁在《何以为家》中客串了一个角色，但是镜头少得可怜。因为在她看来，这些素人演员才是这部电影里真正的演员，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完美表演征服了全球观众。娜丁感叹说:“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表现自己真实的人生。”而这些演员的真实生活，也都是“一把辛酸泪”。

　　片中男主角赞恩的真名就是赞恩，是一位真实的叙利亚难民。选角导演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街上玩，12岁的他还没上学，只能零零碎碎地接受一些家庭辅导。从10岁起，就开始打一些零工，例如给超市送货。他的爱好是养鸽子，梦想是开一家鸽子店。

　　娜丁说：“我们最初遇见他的时候，12岁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由于长期处在营养匮乏的生活境况中，他看起来只有10岁。找到他的时候，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角色，他认为这部电影赋予他一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熟悉影片里的故事，甚至不用给他‘讲戏’，他就完全理解，他就像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自然地与这部影片融为一体。在影片当中，有一个情节是赞恩发现妹妹初来月经，他想要隐藏这个事实，因为父母知道后会以孩子长大了为理由，将孩子以结婚的理由卖掉。赞恩跟我说他身边就有这样的女孩。”

　　赞恩母亲这个角色，灵感来自于娜丁遇到的一个女人：“她有 16个孩子，生活在和电影中一样的环境下。她的6个孩子都死了，其他几个在孤儿院，因为她不能照顾他们。”

　　片中除了男主角赞恩外，还有个抢戏的明星，是个1岁多的小宝宝，他与赞恩的“对手戏”成为片中最温情动人的一幕。真实生活中，这个小宝宝2015年11月21日出生在黎巴嫩，父亲来自尼日利亚，母亲来自肯尼亚，他的父母都以合法身份抵达黎巴嫩，父亲做了一名地下DJ，母亲留在家里照顾他。一家人经常搬家，逃离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种族歧视。

　　2016年，《何以为家》的选角导演发现了这个小宝宝。2016年底，在拍摄期间，这个只有1岁的小宝宝的亲生父母被捕，不得不和选角导演在一起住了三个星期。最终，剧组出面与安全总局交涉，将孩子的父母救出来，让他们有时间安全离开这个国家。而在片中扮演这个小宝宝母亲的Rahil，生活中也的确因为身份问题被捕。所以，当她在电影中被送进监狱开始哭泣时，她的眼泪是真实的，因为她经历了那段经历，“所有这些故事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刻，无疑为这部电影的真实性做出了贡献。”

　　愿意用职业作为武器，最终改变社会现状

　　娜丁于1974年出生于黎巴嫩，在内战期间长大，1997年获得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的视听研究学位。毕业后，她开始为该地区的流行艺术家执导电视广告和音乐视频，并获得多个奖项。

　　2005年，娜丁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写作营，写下她的处女作长片《焦糖》，故事发生在贝鲁特，影片以独有的女性视角，将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不同的生活轨迹展开，塑造了黎巴嫩社会的女性群像，她执导并担任该片的主角，该片于2007年在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首播，并获得了青年评委会奖，以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观众奖等，《焦糖》在60多个国家发行。 2008 年，她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

　　娜丁的第二部电影《吾等何处去》，同样是她本人编剧，导演和主演。影片于2011年在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首映，并获得了特别提名，是黎巴嫩迄今为止票房最高的阿拉伯电影。2018年的《何以为家》是她的第三部电影，把目光对准黎巴嫩的社会底层，展现了战乱国度的生活艰难，这部电影给她带来了更高的国际声誉。

　　拍摄《何以为家》时，娜丁刚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所以她和片中的那对母子可以感同身受：“在拍摄现场和我的私人生活中经历的双重体验，尤其是当我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权衡的时候，无疑加强了我与这部电影的联系。即使我不得不在拍摄间隙回家哺乳，即使我几乎睡不着，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力量，非常难以置信。”

　　作为黎巴嫩导演，娜丁心中的电影承载了更多责任，“我首先把电影看作是一种我对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看法的展现，由此，它又演变为质疑当前整个体系以及质疑自我的一种手段。在《何以为家》里，我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和血淋淋的现实。”

　　娜丁说自己相信电影能够改变世界，即使不能完全改变现状，至少也可以引起话题和争议，或者引发人们的思考。“在《何以为家》中，比起仅仅是感叹主人公赞恩在街上流离失所的命运，我更愿意选择用我的职业作为武器，希望能够真切地帮助到这些孩子，只有通过电影帮助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才能真正做出改变。而触发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需要在贝鲁特(以及大多数城市)阴暗的角落里投下一束聚光灯，渗透到那些贫困且无法逃脱命运的人的日常生活中。”

　　娜丁不仅是在电影里揭露、批判现状，她更希望能让观众思考，并最终对现状作出全面的改变。所以，她在片中设置了法庭，以倾听各方说法：“安排这样的戏份，是迫使我们看到和听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当面对那些忽视孩子权利的母亲时，我会评判、责备她们。但是，我越听这些父母的故事，越感受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就像是一记耳光甩在我脸上。他们也是被各种原因拖入到地狱之中的，当我对于他们所经历的日常一无所知的时候，我怎么有权利去憎恨或评判这些人?”

　　所以，娜丁说：“我总是觉得我有必要，通过我的电影去质疑这个预先建立好的社会体系与它所带来的矛盾，甚至来改变这个体系。”

　　电影的结尾，男主人公赞恩获得了合法身份，Rahil也与她的小宝宝重聚。在现实生活中，在多方努力之下，现在赞恩一家在挪威生活，娜丁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设法使他们的处境合法化。这一次，我不希望大团圆结局只出现在银幕上，我希望它通过电影引发的争议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作用。《何以为家》给了演员一个出口，一个空间，可以让他们的痛苦和呐喊被倾听，这就是胜利。”文/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