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中国摇滚四面楚歌

　　崔：其实我在这次深圳摇滚音乐节上并没有做什么，这次主要是杨坚、董斌他们。我主要是鼓励他们，这也是我唯一做的。去年的音乐周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也就有了更大的音乐节。我觉得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体制、盗版、演出机会等问题都严重的制约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音乐节就是给了那些埋头苦干的音乐家一次演出的机会。在面对盗版、假唱还有酸歌蜜曲的时候，我们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给广大年轻的听众多一种选择，就是真正的音乐，真正的才华。

　　记：你曾经说过现在的新生乐队缺少的是表演的机会、现场经验，你参与策划的雪山音乐节，是不是要给新晋乐队更多的机会？你会不会在你创作音乐以外，来帮助更多的新乐手？

　　崔：对！给新乐手提供更多的机会是我非常希望的。而且今后我甚至会呼吁立法，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假唱”行为事实上是在侵犯观众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人欣赏音乐的时间是有限的，谁也不希望这有限的时间被一些“骗子”霸占。并且，我觉得由商人和一些有才华的人来包装一个没有才华的人，这也是一种欺骗。我希望我们今后看到的艺术是可以真正感动我们的艺术，而不是一些包装出来的“艺术”。我们搞音乐节事实上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工作，是蕴涵了我们的个人情绪。那就是让人们欣赏的艺术，是那些真正的艺术，是那些美好的意外，是一种享受，一种震撼。

　　记：去年的摇滚音乐周主要是一些新生的乐队，而我们注意到这次摇滚音乐节参加的乐队和乐手都是一些成名已久的“大牌”，这是为什么呢？

　　崔：这次摇滚音乐节请这些乐队首先还是出自对音乐风格的考虑，因为这是一个综合的音乐节，它不可能像崔健音乐节一样，它要有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但是每个风格只能邀请一两支乐队，这并不能说没有请到的乐队不好，只是因为音乐节的容量有限。希望在今后的摇滚音乐节能有更多的乐队参加，让观众可以感受到更多现场音乐的力量。

　　记：我们知道，相对摇滚乐，主流的音乐更容易为大家接受。商家对主流的音乐的资助也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他们可以考虑到更多的受众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你是怎么说服一些商家来资助的？

　　崔：我觉得这种困难已经不只是纯商业性的。摇滚在中国已经背上了一个不公平的名声，好像这是包括一些不法青年、无业游民、吸毒者、性乱者、一些不守规矩者的一种聚会。我要说的是：首先，做音乐的人从价值观上，从生活方式上就和一般的人不一样，而人们对这些人却是忽视甚至歧视，正是这种偏见造成了人们对摇滚乐的偏见，这使得一些投资商、赞助商远离了这些创作群体，而是把资金投向了一些真正堕落的艺术形式，来获得所谓的投入回报，这是一种比吸毒还要让人绝望的感觉！“伪艺术”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最严重的犯罪。其实，没有一种社会是完美的，包括在未来，在人类的理想社会。不要简单的把摇滚乐看作是一种对抗、反体制，其实它这是一种积极向上、一种最为真实的意识。

　　关于摇滚现状

　　记：许多的摇滚音乐节演出中你总被邀作“首发”表演，看得出你作为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的感觉还很强烈。

　　崔：还是像刚才说的那样，领军人物同样是我被动地接受的一个称号，同样是别人选择了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人去做！我希望这些事是别人来做，而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参加，这是最省事的。实际上，做一届音乐节比做音乐在时间上和精神上投入要大得多。至于中国摇滚乐的未来，现在有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中国摇滚乐有未来，而相信媚俗才有未来。媒体、电视造就了太多所谓的“媒体艺术家”、“电视艺术家”。其实，当更多的年轻人真正的拿起音乐，而不是拿起卡拉ＯＫ话筒，他们就会知道音乐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他们才是中国摇滚乐的未来。

　　记：国外的一些媒体一提起中国的摇滚乐首先就会提起你，有人说你在推广中国摇滚乐的同时也“阻碍”了中国摇滚乐在国外的传播，你怎么看个问题？

　　崔：我觉得这是被媒体炒作出来的，本来就是虚假的。音乐不是炒作出来的，如果摇滚乐是可以炒作出来的，那它就是一个骗局。那些通过炒作成为的所谓“音乐家”，根本就不是做音乐的。要成为音乐家，必须靠自己的实力。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音乐节？就是要给那些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一个机会。音乐家要一代一代地出，靠的只有真功夫，真正的演出能力，真正的音乐水平。真正要做好音乐，我觉得应该靠下功夫而不是靠板砖，而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媒体就跟板砖一样。我之所以对现在中国的媒体并不看好，是因为媒体主要是对那些媚俗的音乐推波助澜。

　　记：你刚才把听众媚俗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媒体，其实，一样有很多听众喜欢摇滚乐、古典音乐、歌剧等艺术形式。事实上，人是有审美标准的，大多数人选择了主流音乐应该是他自主的选择，而不完全是媒体的推动。

　　崔：我并不是反对媒体，而是觉得媒体在对摇滚乐与主流音乐的支持上存在着不公平。主流音乐的工业化程度要更多一些，这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视频、听觉上，而纯音乐非常少。媒体则受了太多音乐以外东西的影响。我记得一个导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新作品的诞生，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音乐也是这样。人们尤其是媒体应该多去关注音乐，而不是一些工业的因素。

　　记：在中国摇滚的这十几年里，中国摇滚已经越来越被物化，它似乎成为了某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特立独行的一种标志，而失去了对摇滚本身的鉴赏和它蕴涵的意义。有人说中国摇滚已经成为了一件“皇帝的新衣”，你对此有何感想？

　　崔：我过去有句话，我和我的音乐其实就像旗杆上的旗子，其实也是你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摇滚乐是不是“皇帝的新衣”，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做音乐的态度就是：让自己高兴！也就是为了自己在做。而且，超越自己的难度要比超越媒体，超越听众大得多。奖项和荣誉我已经看到或者得到太多了，我不会再去追逐它们，也不会在意掌声的多少。我不是在为听众或者谁做音乐，而是在为音乐做音乐。你说的“皇帝的新衣”，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皇帝确实没有穿衣服；另一种可能是因为看到的人被体制、人性、价值观戴上了有色眼镜，或者他们就是在被另外一个“皇帝”所欺骗。

　　关于自己

　　记：谈一下你下一张专辑的情况。

　　崔：我的新专辑的作品已经基本创作好了，因为时间的原因，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出版发行。

　　记：你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有人说你已经老了，你对此怎么看。另外，喜欢你的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你似乎也非常喜欢年轻人，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年轻人。

　　崔：是的，我很喜欢年轻人，因为他们充满活力。我觉得音乐是不分年龄的。我觉得区别年轻和衰老不应该是年龄，而是看他们是否还有勇气。其实，大部分听众是非常可怜的，事实上他们是被市场选择的，而绝非自己的喜好。很多年轻人认为电视上播放的才是最时尚的东西，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音乐。吉他有几根弦？五线谱中间一条线上的音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年轻人的话，他们也未必喜欢我的音乐。现在的年轻人是在卡拉ＯＫ中长大的，是在粗制滥造的音乐中长大的，然后，他们指着一些真正、严肃的做音乐的人说：“你已经老了！”到底是谁老了？

　　记：那你打算再做摇滚乐多长时间？是否在２０年后我们还能听到你的音乐。

　　崔：当然，只要我活着，只要你活着，我就会一直把摇滚乐做下去、传播下去。就像长着嘴巴要吃饭一样，长着耳朵就是要听音乐。其实，我最希望的死亡方式就是能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家里的床或者沙发上。对于一个音乐家，舞台就是他的战场，能在战场上死去，是最好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