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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类型片和“美国精神史”
杜庆春
来源：
200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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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这70多年来奥斯卡的历史无疑就是梳理美国的“美国精神史”。
1950年代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的富足、和平和自由主义的梦想仿佛变成了现实，渴望稳定和美好生活的美国人从战争的恶梦里摆脱出来，反映纽约百老汇生活的《彗星美人》(1950年)和经典歌舞片《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951年)拉开了这个繁华时代的大幕。但是1950年代的这种自鸣得意的神情背后，一种不安、骚动开始在年轻一代的面孔中浮现出来。
种族、性别和性方面的冲突在美国社会的躯体内开始涌动，民权运动、青年文化、同性恋和女性运动开始在这个潜流中生长起来。美国人普遍的乐观主义精神仿佛和这些社会的潜流隔绝着，即将到来的冷战阴影预示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1960年比利·怀尔德的《公寓春光》成为最后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黑白电影，这好像一个老好莱坞走向新好莱坞的标志。怀尔德在他的喜剧中隐含着一个巨大的诡谲的神情，爱情在变动不安的时代来临前做着最后的精彩演出。时代的骚动在1968年前夕已让主流社会无法拒绝，奥斯卡在1967年把最佳影片奖给了《炎热的夜晚》，一部关于种族问题的影片，同时好莱坞依旧调和性地做着社会和解的春梦，他们把《猜猜谁来赴晚宴》也拉到了奥斯卡的绣球游戏中。但是这一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这场游戏中有了真正的新时代的面孔，它们是《毕业生》和《邦妮与克莱德》。
其实我们不必追忆往昔，从2000年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刻到9·１1后的今天短短数年就可以看出时代的政治风向。2000年最佳影片给的是一部处女作《美国丽人》。这时候克林顿的民主党的美国被称为“粉红色的”，这是民主党自由派从肯尼迪遇刺事件上台后又一个黄金时光。在《美国丽人》这部作品引起美国社会争议的时候，克林顿还出面称赞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是好莱坞中很少见的带有自省和自嘲意味的作品：一个一事无成的中年人在一次看起来不道德的感情风波后，面带微笑地死于一个右派的枪下，这个右派杀害这位邻居的原因是他相信自己的儿子和邻居发生了同性间的肉体关系。而这个邻居或多或少是1960年代末左派运动的“余孽”，这部作品暗含着丰富的当代史内容。一个看起来由大量好莱坞电影打造的社会意识完整统一的美国社会，终于在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社区内部出现了裂痕。有趣的是，克林顿在赞扬这部电影之后，民主党便输掉了大选。而次年的奥斯卡的恋爱症候来了一个大转换，他们选择了《角斗士》。在一个整天在自己农场接待“好友”级外国政要的小布什总统上台之际，这种选择有点甜得发腻了。一个人为了爱情家庭和国家去牺牲，当然是这位崇拜肯尼迪与里根的牛仔总统所感动的英雄，里根-撒切尔轴心带来的回归旋律再次奏响，我们看着一个个美国经典样式的英雄人物你唱罢了我登场。这些英雄中拉入了纳什这样的诺贝尔获得者，纳什的精神强迫症被定义到冷战的意识中，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的“冷战思维强迫症”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尤其9·１1的天灾变成一种天赐机缘，这种集体发梦正是这个家族梦寐以求的表现良机。
眼看着2003年的红地毯就要铺上，不禁想起2002年的中国媒体对最佳外语片的预测，媒体几乎一致看好《天使爱美丽》，而结局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无主之地》。这很好地印证了奥斯卡大资产阶级的“深情”如何和中国小资情怀的娱乐媒体人的“柔情”拉开了差距。人们也许在这个时刻就只需要《指环王》的瑰丽神话或者《纽约黑帮》的黑色寓言。这个晚上需要英雄的神话和豪情，表达资产阶级审慎的思考和关切，比如《时时刻刻》里的女性意识和文学气质。但愿这个夜晚最好不是在海湾战火里的一场《芝加哥》般的歌舞盛宴，但是谁敢在这个时候下断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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