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余秋雨开始用“行者”来称呼自己，然而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匆匆穿梭于各古老文明的脚步却驻足在了央视的荧屏，一向善辩的余教授成为了年轻歌手们检验自身素质的一面镜子，在20多场直播中，他是30多位评委中说话最多的一个，因而也成了舆论的众矢之的。
■明晚，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第十届央视歌手大赛将落下帷幕，虽然仍对电视文化一往情深，但余秋雨却坦言自己不会出现在两年后的下一届大赛上，然而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因为媒体的口诛笔伐，一切都是源于其对不同社会角色的好奇。大赛给了人们重新认识余秋雨的机会，你可以不认同他的文化理念，但你却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在直播时我的原则是感兴趣的多讲；搞不清的不讲；讲错的第二天检讨；题目有问题的当场提出。题目一出，我甚至比选手还要紧张，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层次来面对观众，我的水平还远远不够。如果站在台上的换成是我，在聚光灯和摄像机的双重压力下，我估计连自家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真正震撼人的素质有时是在另一种状态下呈现的，文史知识不够充分的人，往往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让人眼前一亮。
平时我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大都在旅行、看书和写书，我的生活很安静，可以说是处于一种退休状态。
■有人说他的点评过于话多，像老太太，也有人说听他的讲解就像在听一堂生动的人文教育课，其实这种因自身文化优越感的本能的卖弄与学养的自然流露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这个度的把握余秋雨不仅以鲁迅先生的话来自勉，还适时提醒了年轻人。
“其实面对题目，我本可以简单作答，因为答案都已在现场进行了公布，但既然我和滕矢初坐在这儿，就有我们的任务，从近乎天文数字的观众反馈中，我发现大多数观众都希望我们多讲。有一天，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后，我的状态没有调整好，因此就少讲了一些，后来，有很多观众打来电话问为什么我的发言那么少。
平心而论，我只讲了题目的2/3，没有讲全的主要原因是自己迷惑。作为一个教书的人，课堂上讲过的自然很难忘记，但也有一些题目突然出现时，转瞬之间我不能肯定它发生在春秋还是战国，是13世纪末还是14世纪初，抑或一些地名在不同朝代的不同叫法不太确切。我的原则是感兴趣的多讲，搞不清的不讲，讲错的第二天检讨，题目有问题的当场提出。我想说我卖弄的人大概都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并不了解我们这代人。其实有很多讲学的机会我都回绝了，我受邀的比例大致是9：1。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观众能够如鲁迅所说敢哭、敢笑、敢说，不要躲躲闪闪把自己的想法藏在肚里，不要怕别人说自己卖弄，要提倡敞亮、自由的风格。 ”
■虽然大多数文史常识都没有超出高中课本范畴，但作为博士生导师，正襟危坐，微笑颔首是他在大赛期间每晚的必修课，对于这一场景，有观众称，面对如此基础的题目，找一中学老师在此答疑解惑足矣，何必劳余教授大驾，更有人说央视此举是小题大做，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蚊子，对此余秋雨谦逊地给予了解释。
“首先我不是大炮，其次很多学校目前都要求博士生导师给一年级本科生讲课，任何专家在面对常识时都不能趾高气扬，因为常识其实是很难对付的。如果你让我谈戏剧美学，我可能会滔滔不绝，因为这个领域研究的人不多，而且话题相对具体，但这一次却不同，要想让全国不同水平的观众都能听懂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每时每刻都全神贯注，题目一出，我甚至比选手还要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层次来面对他们，在我的受众中既有小学生，也有大学教授。一个人在面对公众传媒，而且这个对象比自己大得多的时候，要想表述清楚是很难的，我的水平和能力还远远不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如今相声不逗乐，歌手大赛挺逗乐”的说法开始在网上广为流传，大赛尚未结束时，就有好事者将选手综合素质考核的答案划分为“天真烂漫型”、“移花接木型”、“信口开河型”等诸多类，同时又将歌手在评委善意地批评后所表现出的临场状态概括为“满腹委屈型”、“强词夺理型”等等。对此，余秋雨除肯定自己不会因答不出问题而鄙视歌手外，还善意地提醒观众不要因此而嘲笑他们。
“如果站在台上的换成是我，在聚光灯和摄像机的双重压力下，我估计连自家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其次每个人都有知识的盲点，比如我自己对自然科学就不够了解；再次，社会各界都被谋生的职业所吸引，急功近利地进行技术性训练已成为社会的主调，因而歌手们受潮流的影响也养成了重技巧的风气；最后，越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会忽视一般的知识，这也就难怪我们常常会讲大学者往往不知时事和现代社会常识的笑话。虽然这些歌手与那些学者不可比，但他们也应算有一技之长的人。因此在他们答不出问题时，我的心中没有任何鄙视，所有评委都会认为他们只是没能答对一个偶尔碰上的题目，并不会对他们的整体素质下任何结论。
世界原本就是由许多不平衡的角落组成的，考试则是为了寻求平衡。我希望观众不要以发现笑话为乐趣，更不要严责他们。我想告诉观众的是每一位歌手都是十分可爱的青年，他们承受着很大压力，我一直担心这种传播方式对他们来说不够公平，因为常识上的缺漏对于人格人品来说不是大问题，更何况深层素质是不易快速展现的，真正震撼人的素质有时是在另一种状态下呈现的，文史知识不够充分的人，往往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让人眼前一亮。
有一次，我听到一些台湾朋友在议论我们农村的妇女如何不讲卫生，当时我就对他们说，“诸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就是这些在你们看来不讲卫生的农村妇女，她们或许收养了很多孤儿，或许养活着伤残的丈夫，或许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她们的人格是伟大的，边缘习惯和文字常识并不占一个人素质的主导。
■虽然并不是考题的缔造者，但作为常年从事艺术教育的人，对于这种考核方式，余秋雨自然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综合素质考核的实质不是谁考谁，它是一个出题人、答题人、点评人、观众四方互动的过程，其中，除观众外，其他三方均有可能显露出缺陷，而互动的结果不仅仅在于这一次的结果如何，更重要的是为全国的院校和教师提出参考，下一次我可能不参加了，但新上任的综合素质评委或许能依据这一次做出更为合理的调整。
我个人的看法是应将素质的含义拓宽，改变现在大帽子小身子的状况，所谓大帽子是指综合素质，而小身子则指的是文史常识。其实想通过电视考核素质很难，我们在招收研究生时，是通过面试时的多问才了解其素质的。刚刚进行完声乐的测试歌手马上便进入素质考核是需要一定心理弹性的，此时可以考察一下他的快速理性与感性的敏感能力。比如给选手三句话，告诉他其中有三处逻辑错误，请他一一列举，这个能力很重要，现代社会中，我们在谈判时就需要快速找出对方的逻辑错误。再比如，我们可以给选手看一幅画，除说出作者外，还应请美术教育家考考其对色彩组合的敏感能力。考试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每晚参赛的选手可相对减少一些，因为选手需要一个充裕的推断和表述时间，而现在的30秒远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有时选择题往往两个答案都可以，此时就更需要表述了。记得有一次研究生考试面试时，一名同学称自己不喜欢莎士比亚，我们都很吃惊，一个研究戏剧的人不喜欢莎士比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他有理有据地讲出了四条理由时，我们最终录取了他，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表述的过程是一个人素质最直接的流露。”
■作为全国受众最多的媒体，在央视直播的节目中做即兴讲评不仅需要令人叹服的学养，超人的承受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仅仅一个“文化明星”做秀的说法就足以令人喘不过气来，不过对此，经历过无数大江大浪的余秋雨做出了淡然的解释。
“我不是代表，也不做委员，平时我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大都在旅行、看书和写书，一般文化人参加的90%以上的活动我都从不参加，即使是参加的一些活动也都是无任何经济收入的，比如这次的大奖赛，除了饭费补助以外什么都没有。我的生活很安静，可以说是处于一种退休状态。至于“文化明星”这种说法，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人往往有个有趣的毛病，就是一头大象砸死在词汇上，有些人会为“文化商人”等称号而感到难过，我认为这种概念的挪移很好笑，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不具备任何明星的气质，我的自我评价是敢于首先与现代传媒接触。
既然有这种说法，我想最关键的是如何面对两种解构，一种是默默无闻的耕耘，一种便是有较高知名度，无论对待某种价值取向，大家都应心平气和，不能以一种标准要求另一种，因工作岗位不同对工作追求的性质也不同，然而这其中有的人是两方面兼顾的。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也曾在美国的一些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诸如“中国原始宗教形态和戏剧形态考察报告”一类的文章，此时的我是默默无闻的我，而现在，大家之所以知道我，是因为我的读者众多，即使是这样，上海电视台的节目我也一次没上过。我觉得在这种历史转型时期，应该有一些文化人肩负起与民众沟通的职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近代史中的很多文化思考民众不知道的状况也就不会发生了。
此次受邀央视并非一拍即合，此前我拒绝过他们很多次，但最终被他们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怀着对新艺术人才的关爱我走进了演播厅，开始时我没意识到会有这么大影响，以为谁也不知道来一下就行了，后来才知道每晚有那么多人守候在电视机旁。记得我第一次开口说的竟是“哎呀，这么简单的题是谁出的？”后来大家提醒我你不能这样讲话，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着你吗？这一次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不过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就像做上戏的院长，尝试过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