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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我是地铁歌手
刘净植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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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还在地道里唱歌，或许那种状态才真是最适合他的，又或许不。
我不知道，黄山在地道里找到的归属感可以伴随他多久。我也不知道，他这样的结局是否又鼓励了一批想成为歌手的年轻人，是否让单纯的他们认为做一个地铁歌手很容易，或做一个地铁歌手可以等待唱片公司的垂青。
像黄山这样在地下通道里弹琴唱歌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常常看见他们在地道里唱着歌，从他们的神情上看不出任何的从容与自信，也不知道他们这样是为了理想还是生活。而且，流浪歌手并不像歌里唱的那么浪漫。为了争地盘，我曾看到两个唱歌的家伙抡着吉他砸向同在一个地道卖艺的老头，那样的血腥和冰冷，我至今无法忘记。
听人说起黄山纯属偶然，一个朋友聊天说起他的放弃了大好职业和正常生活的弟弟，迷恋上搞音乐，于是不可理喻地伤了所有亲人的心，最终弟弟还愤而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有一天朋友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里走过，听见有吉他伴歌声传来，抒情动听宛如齐秦，循声而往却看见一个面目模糊甚至有些猥琐的家伙。朋友心头大受刺激，他想起自己的弟弟，于是扔下百元大钞匆匆离去。
那个歌手就是黄山，据说是北京最有名的一个“地铁歌手”。尽管，那条通道与地铁无关，但他们都这么叫：地铁歌手。还据说很多人都曾在这儿被黄山的歌声打动过，很多人都喜欢他的歌，觉得他有意思，包括一些原本应该管着他的人。
我很快就领教了这个“北京最有名”，因为有人拿了他的录音小样给我听，我老实不客气地在当时说了我的听后感，我觉得除了像齐秦，这样的音乐并不特别。在我看来，这类边缘歌手，他们的创作应该有着粗粝的生活颗粒，他们的音乐应该有原始的质感和力量，而不是这种校园里的男生也能唱出的伤感情歌。然而，我还是决定采访黄山。因为我听说他有一个曲折的有关到北京唱歌的故事。
后来我发现，这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有关漂泊和追寻理想的故事。
■说黄山的生活状态不好，他会不高兴
大冷的冬天里，黄山就穿着一身牛仔服坐在地道里唱歌，坐的是一大块海绵。他弹得唱得都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们来了，摄影记者还在不断给他拍照。黄山显然又兴奋又有些不自然，他不断说：“今天状态不对了不对了，我唱什么好？”
很长的时间里，我没有和黄山说一句话，只是远远地看。他会在意自己在记者面前的表现，而我只是想看过往的人们如何与他交流。
黄山在通道里唱着。背过身去，真要怀疑这里面站了个齐秦。我不由不感叹，在此时此地听他唱这样的歌感受是如此的不同，地道里特有的声场效果衬得他的歌声纯净美好，从上面喧嚣的环境中走下来，吉他配着的歌声显得格外干净——下了班的人们如何不会被他打动呢？都市里的人，有一点小小的感动和意外是多么不容易。
驻足停留的人不是很多，但大多数停留的目光表示黄山引起了注意。还有熟人，见了他打着招呼走过。黄山的吉他盒里放着自己刻的自己歌的光盘，不时有人凑上去看看。来了对小酷哥，谁都不看，听见歌声径自走上前拿起一张盘，掏出自己的CD随身听就放进去听，一面翻着黄山自己印的歌词看。黄山说：“三十块一张”、“听哪首呢”？两人连眼皮都不抬。一会儿，听歌的那个掏出钱包，扔了60元在他的吉他盒里，两人掉头就走。黄山笑嘻嘻地说，给多少的都有，还有给一百的呢。
这样的钱，是黄山近两年的生活来源。不唱歌的时候，黄山住在南城一家小旅馆里，是那种居民楼底下的地下室，只容得下一张床的小小房间倒也干干净净，头顶上满是穿梭而过的全楼管道。每月的房钱大约300多元。我说，不错。黄山有些高兴：不错吧？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他说，他是个很开朗的人，在地道里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很快乐，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人。有电视台的人采访过他，想拍“北漂”很苦很惨的生活，他说结果他很快乐，一点都不苦，电视台没法煽情，那片子就没播。他说很多记者都采访过他，但都觉得没法写。
如果要说黄山的生活状态不好，他会不高兴。一次，有人说他住的地方不好，他就觉得很不高兴。这话让我莞尔，说是他的自尊也好，虚荣也好，不难看出极端的自尊和自卑纠缠于他的身上，在后来他有关自己的讲述中，这一点愈发明显。
■唱歌好，使他发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黄山并不是他的真名，他来自著名的黄山，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为自己改了这个名，他觉得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黄山说自己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搞科研的。从小父母管教极严，后来黄山也上了大专，学医，毕业后到医院上班，由于他父亲“还有点权利”，因而上班也很自由。
这是个普通、简单而正常的故事。它之所以变得复杂，还得从黄山上小学的时候讲起。黄山说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学习很差很差，很顽皮，为此母亲整天就是打、骂和贬低。他因此很压抑，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小学五年级音乐考试之后，音乐老师对他的父母说，他唱歌唱得很好，很有音乐天赋。那是黄山第一次觉得自己也可以有让家里人和别人看得起的地方。上高中时听到了齐秦，立刻狂热爱上了吉他和音乐，并开始学自己写歌。唱歌的黄山赢来一片喝彩，这让他觉得，虽然学习不好，但做一件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让人另眼相看也不错。齐秦让他觉得做歌星很荣耀，很风光，并且，一直很压抑的他，觉得唱歌可以安慰自己。连父母也觉得孩子不错，开窍了。
我没有细问一直因学习很差而自卑的黄山是如何上到大学的，但可以想见，大学的生活给他唱歌的特长最大的发挥，使他有了切实的做歌手的梦想。于是，在大学毕业之前，带着在周围人的赞赏上积累起来的自信和梦想，黄山到了当时流行音乐的大本营广州，直接找到了某位著名音乐制作人，这位音乐人听了黄山的小样后，说觉得不错，但，要做专辑得自己拿钱。
这样的结果实在让黄山没想到，他说：“后来我才了解到，歌手签约公司几乎都是自己拿钱的。”
作为一个曾多年报道唱片行业的记者，我深谙这样的说法有着多大的欺骗性，唱片公司当然愿意包装一个能在市场上赚钱的歌手，而有着做歌手梦想的数量不小的人群则可以为某些人带来财源。“做歌手要自己拿钱”的说法，使得众多有才华没才华的做着歌手梦的年轻人都不切实际地认为，除了钱，其他都是不成问题的。这也是多年来唱片市场上出了不少自费歌手的原因，其中的大多数人想方设法砸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出了自己的歌或专辑，却无法尝到成功的滋味，某些人却可以因此赚钱为生。
黄山毫不怀疑这种说法，于是他开始回家挣钱。由于父亲是研究蛇类的，黄山从小和毒蛇打交道，不怕蛇，高中的时候，黄山就开始贩蛇挣钱了。黄山是旅游区，来的游客们常常要吃蛇，黄山就到农村向农民收蛇，然后卖到旅游区去，一斤蛇能挣一百多块钱，这样加上高中时的积蓄，黄山挣了几万块钱。1997年，黄山带着自己挣的钱，加上家里人的支持，第一次来到对搞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充满梦想和机遇的北京。
到北京，是因为黄山参加了当年一个新人歌手大赛，他从安徽赛区被选拔到北京参赛。这样的成绩加上周围人的鼓励，使得黄山信心十足。尽管到京后，他发现这个比赛是骗人的，原来在安徽被刷下去的歌手，交了钱之后同样出现在北京的比赛场上，黄山退出了比赛。但他还是很有谱儿地留在北京，因为他觉得自己能闯进全国比赛的决赛圈，应该有不错的实力，此外，他带了钱来想做自己的音乐单曲，还有，他听说北京音乐环境不错，酒吧很多， 没有退路了还可以当一个酒吧歌手。
经人介绍，黄山找到一家唱片公司的音乐制作人，想把自己写于高中传唱于大学的《再别康桥》做成单曲。人家说大概要两三万块钱，黄山跟人谈得投机，当晚就住在人家了。等第二天回到旅馆，发现自己放在那儿的几万块钱和东西全被偷了，报了案，却找不到偷东西的人。
这样的结果让黄山不敢回家，觉得实在不好意思。于是他就到酒吧，问要不要歌手。一家著名的酒吧对他说，在我这儿唱可以，但不给钱，因为这里机会很多，很多知名媒体经常来，很多音乐界的人也常来。黄山最终找到一个每月给他700元的歌手工作，在这个酒吧，他还遇上过崔健，崔健教他如何唱自己的《花房姑娘》。这让从不喜欢崔健音乐的黄山真正喜欢上了他的歌。
在这期间，黄山跑了很多工作室，有人说他的东西不好，他很失落。由于不会煽情，天天在酒吧唱，气氛也很冷。再加上看到同时也在酒吧唱歌的很多人，比如还没走红前的“羽·泉”成员胡海泉等人，他们都很自信，很有都市感。黄山觉得自己很土，有问题，于是在1998年，他决定回家。
■后来我才觉得我的理想不是音乐
他希望能够自己控制命运，而有钱了就可以控制了。黄山开始在家乡做生意。由于父母的影响，他的生意都和蛇有关。一开始他做的是蛇油冻疮膏，这是他母亲去世时留下的最后一个研究成果。黄山招了一批人帮他到大街上卖，结果卖得不好，于是他不得不自己卖。刚上街的黄山很磨不开面子，因为他在当地经常上电视，人家都认识他，都知道他唱歌唱得好。结果没想到，因为这个原因，街上的人都说，你不是那个唱歌的吗？于是蛇油膏一下子卖得非常好，黄山挣了三万五。
此后，黄山和朋友合伙经营蛇产品大商场，让合伙人涮了，很快关了门。在旅游街“老街”花600元租了个摊位，用活蛇泡酒，这个很有表演性的买卖引来很多游客观看、购买。一条蛇成本10块钱，泡了酒却能挣200块。6个月的时间黄山挣了20万。然后满大街全是做活蛇泡酒买卖的，黄山见赚不了什么钱了，就不干了。那时候是1999年，当地还没有酒吧呢。他投资10万开了黄山市第一家酒吧，头几个月很赚钱，结果不到三个月，仅有10万人的城市里都是酒吧了。黄山竞争不过，开始赔钱，最后只剩3万块钱的时候，他不干了。他觉得很失败，就和女朋友去青岛散心，花钱很失控。这时偏偏发现身上长了个瘤，又得做手术。
这一折腾，黄山失望了，于是老老实实回医院上班。他的工作不坏，工资也不低，但上了一个月他就待不住了。黄山觉得自己不适于在人群中生活，跟人沟通起来他很自卑。整天采血、验血的工作他觉得是女孩子做的事。
实际上，从北京回来后他就觉得整天憋得慌，老跟人打架。他于是很少在别人面前唱歌，对生活变得不负责任，“就不想好好做个正常人。”他说。生意上的波折、父亲再婚、与哥哥有经济上的误会、自己短暂的婚姻、与女友的分手，所有这一切，使他跟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朋友们说他：你根本就不像一个搞音乐的人。他们觉得他俗气，喝酒很凶，抽烟厉害，不拘小节，喜欢随便放屁。过去大家眼中那个唱歌很纯净、唱歌样子很好看的黄山不复存在了。“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其实我很脆弱。”黄山说。我猜在别人眼中他一定是个不可理喻的混球一个。
他开始怀念过去在走廊里静静唱歌的日子，怀念那种纯净的感觉。他说：“一开始音乐可以为我带来炫耀，满足我的表现欲和虚荣心，但后来我才觉得我的理想不是音乐，我的理想是健康、善良、充满激情地活着，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方式，是能够这样活的方式，也是和别人沟通的方式。”
■我觉得我有身份了
黄山觉得家乡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表达的方式，他又想到北京，这回他想的是到北京的地下通道里唱歌，他觉得在那里别人都不认识自己。
他说现在才发现自己是个没有什么感情的人，也许因为从小缺少爱，就想要别人爱自己，无条件地爱自己，总觉得别人应该给自己。其实这样错了。这样他伤害了家人，他觉得没给身边的人带来过快乐，总让他们为他担心害怕，于是决定彻底流放自己。同时他不愿认输，觉得40岁以后再“好好”活着也不晚。
到北京瞎逛了一个月之后，黄山才觉得下通道去唱歌是多么难，他拉不下面子，觉得那种乞讨的感觉很不好。每天他都在为下不下去思想斗争半天，最后他找了个朋友，说：“我要是不下去，你就把我打下去。”终于，在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一天，他戴着帽子墨镜，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硬着头皮下了通道。他想，先活下去再说。
一次，黄山唱了自己写的《无处可逃》，一个中年人听完后，给他放了100块钱，黄山很奇怪：这么多，挣得也太容易了。他说，是不是我的歌好听？北京人的素质高，他们觉得好，就是好吧。就这样，黄山在地道里逐渐找到了安全感，也发现了越来越多喜欢他的人。
慢慢地，黄山在地道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大学生，有公司老板，有佛门居士，有音乐人，很多人还介绍别人来看他，听他唱歌，和他交谈。他说喜欢他的人觉得，他那么憔悴沧桑的一个人会唱出那么纯净的声音，真是不可思议。而在地道里，黄山不必讨好别人，不必烘托气氛，他只要坐在那里唱自己的歌，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却经常有人喜欢他的歌，他觉得这感觉真是太好了。
最好的是2001年元旦那夜，黄山说，好像整个北京都没人睡觉。他在地道里唱歌，围上来的人把地道都堵住了，黄山怕影响不好，唱一会儿就走，人散了再回来，但他一开始唱又立刻围满了人。钱像雪片一样飘过来，“太刺激了，那不是挣钱，是快乐。不是可怜，是欣赏，是沟通，很棒！”
“知道吗？”黄山很认真地说：“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都说这是个地铁歌手，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喜欢人家叫我地铁歌手，我觉得我有身份了，现在终于有身份了。”
也就是在地道里，一家唱片公司的录音师发现了他，要和他签约。黄山说，音乐不是我的目的，我喜欢这种状态，再说签约要钱，我没有钱。结果人家说，不用你的钱，我们会给你投钱。黄山说，这让他没想到，整个感觉很幸福。
现在的黄山还在地道里唱歌，或许那种状态才真是最适合他的，又或许不。即使是出了唱片，唱片的市场和地道里的歌声其实是有距离的，成功未必就来。我不知道，黄山在地道里找到的归属感可以伴随他多久。我也不知道，他这样的结局是否又鼓励了一批想成为歌手的年轻人，是否让单纯的他们认为做一个地铁歌手很容易，或做一个地铁歌手可以等待唱片公司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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