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李连杰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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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李连杰很冤

2001-11-27 13:12:09

    自电影《英雄》开拍以后，找张艺谋采访就成了全体娱乐记者的最大奢望，谁想到这样难得的机会竟被与娱乐素无瓜葛的本报经济部记者朱茵给捡到了，更难得的是张艺谋能以轻松的心态，敞开心胸掏出了不少心里话。我猜想，兴许跟他最近刚获得莫斯科电影学院电影学名誉博士有关———人逢喜事精神爽嘛。除了谈电影，他也没忘了借此机会帮李连杰辩白———这是“撞人”事件发生以来，张艺谋首次向媒体表态！　　　　　　　　　　　

    　　　　　　　　　　　　　　　　　———编者

    １１月２４日，浙江横店微寒的夜晚，记者与来自北京、上海、成都的四名同事采访了张艺谋导演。与其说是采访，不如称之为聊天。因为到达之后，剧组要求免问《英雄》内幕，使得大家之前准备的提纲毫无用武之地，干脆抛离工作，拣自己关心的事情来说。对面的张导也像他自己说的，以陕西人质朴、踏实的个性，坦诚地将自己平时思考的事情完整道来，气氛十分随意。

    由于前几天《英雄》的三位主角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在内景拍摄过程中感冒，所以当天剧组提前收工。据张导说，平时的拍摄工作分两班：早上六点半到下午四点半，是早班；下午四点到凌晨一两点这是中班，换一拨工作人员，而他本人就一直接下来。以下午我们在拍摄现场见到的打斗的一幕来说，虽然在银幕上可能只有１分半钟，但是剧组将拍上１０到１２天。

    　　　　　　　　　　本报记者　朱茵

    前不久，《英雄》剧组的车在九寨沟撞伤人，有人指李连杰在肇事车中，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李连杰的形象也因此受到影响。对此，记者趁采访之机，请张艺谋导演澄清真相，并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车祸”事件对李连杰的影响很大，他有苦说不出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个别媒体的说法特别不好，一口咬定他在车上，这个很糟糕，这是胡说，我觉得媒体不负责任，对李连杰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全球影星，很多影迷、媒体都在议论这事，走之前（记者采访期间，李正在上海放假）我见到李连杰，感觉他承受了很大压力，他认为事情说不清了，他就变成一个冷酷的形象。

    这就变成什么呢，不管责任在谁，你坐在车上不下来，你就没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和道德。这个东西一出，越描越黑。我很体谅他，他多少年什么绯闻都没有，塑造了一个正面形象，也算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个明星，结果那一天，他就接了外头打来的几十个电话，弄得他有苦说不出，他还说我不能出面去解释，他不愿意把这事情扩大化。

    其实李连杰这个人跟他平常的“打”的形象是两回事，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很有职业道德。他信奉佛教，平常很平和。这事对他影响很大，人家说你这形象怎么这样呢？有调查说他在青少年心中的形象下降，他的一些事情马上被停了下来，他有苦说不出。

    现场的解放军、武警、保安证明那一天那时候，李连杰正在钢丝上吊着呢。

    我们现在澄清都来不及了，我们都是一个摄影组的。我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媒体）推波助澜的力量，不吭声，不想说，只委托一个律师去办。

    剧组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一开始家属要求５０万元押金尽快到位，其实现在任何单位撞车，马上拿５０万元现金搁那，很少有。５０万元到账，对医院说，抵押你用多少都可以。剧组一直低调，报道一出，开始没有在意。现在我们说他不在车上，说了不算数，人家说你是替李连杰说话。闹了半天我们得拿旁证，找谁呢？那天在现场为我们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保安证明那一天、那时候，李正在钢丝上吊着呢。只能这样，他自己不能这样说，要不然就成了狡辩。

    这事我事后才知道，媒体报道了，制片部门才告诉我是这么这么处理。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们尽最大的人道主义帮助，我们请示投资方，投资方说你得赶紧给人治疗，这是个交通意外，是个不幸，大家都不愿意耽搁治疗。这也是依照法律办事，全部委托给律师，主要根据交警部门的处理。

    今天在网上看到病人病情减轻，我们感到很高兴。

    怎么拍起动作片来了？

    记：您怎么忽然尝试起拍动作片来了？

    张：我一直喜欢武侠，是个武侠迷。第一次看武侠小说在６０年代，《鹰爪王》，１７本，每本都很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没什么东西看，大家都传，你拿第三本，我拿第八本，全乱了。里面很多人物我至今记得，都二十多年了。其它的，金庸比较传统，章回形式；自己比较喜欢古龙，有气势，温瑞安不错，把古龙发挥到极致，但是后来过于极致。

    自己一直想拍武侠片。两三年前我们开始编这个剧本（《英雄》，编者注），一开始想改金庸、古龙的小说，改出个眉目，再找人买版权，改了一圈，不行，后来干脆自己编，差不多编了两三年，等我们编好了，写出剧本，颇为得意的时候，人家李安的《卧虎藏龙》（顿了一顿）成功了（大家哄笑）。我们编得挺早，结果还搞得外面说我们跟风。

    但是《卧虎藏龙》确实给市场带来很多好处，打开了一个很大的市场，西方对这类题材比较关注，我们可以获得比较多一点空间。现在一堆武侠电影冒了出来，很快就会把这个市场搞砸，李安打开的这个市场还可以挺两三年，但如果都是次的片子，就完蛋了。现在我们自觉不自觉承担了这个责任，如果我们成功了，这个市场又可以挺两三年，两三年没有一两部好片子，这个市场的热度很快就会减下来。

    记：市场定位方面，考虑西方观众多些，还是中国观众多些？

    张：我自己不了解西方，不像李安对西方市场、西方受众有那么好的定位；我也没有李安那么好的英语。我这人以前不就是农民导演吗（笑）。但是我想世界市场是一定需要的，片子投资大，要让老板不亏钱，我们就不能只关注国内。盗版破坏了国内市场，现在一部片子卖３０００万已经是了不起的数字了，这当中制片人只能拿回１０００万到１５００万，这就是１００多万美金，这哪成？填牙缝都不够。

    有时候你会发现，把想象中的东西转换为世界上有形的东西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难。

    记：《卧虎藏龙》的动作具有失去重心的美感，你如何在《英雄》当中表达武侠的风情？

    张：这个不能多说。希望尽可能在这部片子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保持创作的新鲜的感觉。因为故事是我编的，所以有我自己的独特感。

    《英雄》是部商业动作片，我会在这部片子里加入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些个人的东西，让它好看，有意思。李安说得对，武侠是每个人想象中的世界。有时候你会发现，把想象中的东西转换为世界上有形的东西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难。比如说，武侠小说中刻画那一剑的风情，一出剑的力量、速度，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很过瘾。这一剑搁在电影里就这一下（手一伸，做出剑状，大家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魅力。然后你要转换这个感觉，我是第一次拍武侠片，要把握、适应这个情况，力图拍出个人特色。

    实际上《英雄》是独特感与商业因素的结合，完全说独特感，那是不行的，那是实验电影，老板就死定了，等于拿别人的钱过了一把瘾。所谓商业因素包括好看的故事、情节、节奏、大的场面。

    记：今后还会不会多拍几部动作片？

    张：有可能，至今拍了《英雄》的大部分，我不觉得有多吃力，我老跟他们说，下回拍我就知道得提前做什么什么准备。我喜欢武侠，我还会拍。

    做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有自己的体会，就够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要让投资方收回投资，这也是一个导演的责任。

    记：我觉得你应该更多拍现实题材的片子。

    张：不一定。我自己特别不想固定，有意做了各种尝试，比如散文、诗化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我就没有一点这种气质，做梦都没有。不知道是张曼玉还是张艾嘉，看完把我拉过去说，我从来没见你这一面！

    做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有自己的体会，就够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要让投资方收回投资，这也是一个导演的责任。这方面我保持了一个良好的记录，所以我从来就不愁没钱用。

    记：您有拍西片的机会吗？

    张：十几年来一直有，但我不会英语。

    记：吃这个亏？

    张：那不是，一个人一个样，一个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我一定以华语为主。这么多年一直有人找我，说语言不就是工具嘛，不要紧的。我找不着感觉，没把握。让《秋菊打官司》说英语，我能找到感觉吗（笑）？人就不像。这里面有文化和历史的原因。

    《卧虎藏龙》就是给西方观众拍的，他有针对性，成功是必然的。

    记：《卧虎藏龙》作为武侠片，在西方是一片叫好，但是中国人看的时候甚至会睡着。

    张：李安在西方受过教育，英语很棒。《卧虎藏龙》的所有字幕都是李安最后审定，亲自改写的。一般电影演员说三句字幕只能打两句，非常凝练，李安会对字幕作一些调整，他的定位很准，外国人一看很过瘾，非常感动，全都明白，能接受。我们看的《卧虎藏龙》不一样，是原版，加上发哥、杨紫琼的国语水平，观众很难入戏。《卧虎藏龙》就是给西方观众拍的，他有针对性，成功是必然的，他在美国市场创造了两个我认为是难以突破的成就：取得外语片———不仅仅是华语片，包括法语片、意大利语片———的最高票房纪录，一亿多；这么多奥斯卡的提名与奖项。因为美国强大，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所以他获得奥斯卡奖全球瞩目，我们不能说这个奖的艺术价值是最高，但是当中的商业价值、含金量是最高的。我不可能奢望有这样的成就。这样的机遇加上他的能力，《卧虎藏龙》取得空前的成功，我很佩服他。

    由于在坐的几位记者都是《活着》的超级影迷，表示《活着》不仅是他们最爱的片子，而且都看了四五遍。所以张艺谋特别谈论了《活着》。

    《活着》比《红高梁》的内涵深厚，中国的这类题材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难决定自己的命运。

    张：《活着》比较耐看。刚拍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预感，可能通不过，所以希望大家先睹为快，犯了一次规———本来没有送审的电影不允许公开放映，我在北京放了一场，作为内部观摩，实际上，文艺界的很多人都来了，有１０００多人。当时看完后，大部分的人反应是不理想。《活着》是一个主流电影，通俗的故事，没有风格化的处理，没有《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视觉张力，没有新鲜的处理手法。《活着》很平实。当时圈里有人告诉上面十个字，说《活着》“政治上反动，艺术上平庸”。当时是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大家都很期待形式上的创新、独特性，对平实的内涵看不上。到现在差不多是七八年的时间，我屡屡听到像你们这样观众的反应，告诉我他们最喜欢《活着》，看了很多很多遍，包括像章子怡这样的年轻人，都告诉我看了四五遍。《红高粱》都没人告诉我看了多少遍，只有《活着》才有这样的反应。《红高粱》在内涵上远远没有《活着》的深厚，它有初生牛犊的一股子劲。

    每个国家，只要是这类电影，都很厉害，是大的跨度。在大的政治背景下，人像是汪洋中的一片树叶，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很无奈的。中国的这类题材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难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活着》这类电影我们可以拍好多部。但是很难通过。

    对于艺术，记住一点，表现苦难的题材，都特别有内涵，在苦难中人的命运，这是艺术最重要的一点，力量全部产生在这里。就连一些喜剧，例如卓别林，题材也涉及苦难、小人物的命运。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历经苦难，有取之不尽的题材，我希望在我未老、脑子还好使的时候，可以拍一些好故事。

    《活着》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体会，像吃馒头撑了，就我自己看到过。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是消费时代，人是比较肤浅的，基本上以消费、娱乐、休闲、享受、生活为主要目的，但这不怪人，人就是这样的动物，年轻人有很多时尚的东西，你不能责怪他们。只有当人经历了苦难的时代，他才会反思苦难的来源，特别深刻。

    　　　■采访　本报记者　朱茵

《南方都市报》 2001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