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我说难，不仅因为他在我的印象中如同一个世界。他的读者撒在世界各地，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书，自己也是无数令人沉思和落泪的故事的主人公。 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 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以“男士”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
1983年冰心听从上海回来的人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老巴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 我想她准能写好巴金，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 1984年10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11月25日又是他80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去，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妈！你在哪儿能打电话？”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但又怕这样反而打扰了她。见她手持拐杖不大轻松地走路，我下决心以后万不得已不给她打电话。有事就写信。一次冰心听说我从上海回来，来信问我去看巴金没有？近况如何？我当即复信禀告。不几天，收到回信，开头批评我字写得潦草，辨认不出。叫我以后有事还是打电话。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与她通话了，电话里常常谈到巴金。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一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意思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 “巴金这个人……”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东西，随你想去吧！ 1982年11月，张洁、冯骥才和我三人，正在新侨饭店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骨折住医院了，我们急忙下楼拍了一封慰问电。我们虽是一片真情，但电文却是几句公文式的套话。谁知那封电报竟给巴老带来了慰藉，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巴老就把电报放在枕边，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看。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们决心联名给巴老拍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11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 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我，笑着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 “好好休息，尽情享受”这是我们真心的祝愿。 我朝译电员笑着点了点头。这点头又是很认真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为了叫我放心，连声说：“上海，巴金，三小时准收到。” 冰心常嘱我见到巴金或和小林通电话时，具体地将她一些很少为外界知道的近况告诉他，她说老巴很挂念我。1984年，叶圣老住院，冰心偷偷地去看了他一次，他俩还谈起巴金的近况。冰心自1980年骨折以来，从不外出看友人，这是破例，她不愿更多人知道。 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教授去世，巴金深为悲痛。冰心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吴青写信给巴金，巴老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 “吴青： 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1986年5月18日上午10时，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这个消息，10时40分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冰心当天下午叫我去，说给我听，我随即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我去，详细对我说，叫我告诉巴金。我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我上次说给你的是打算公开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告诉一下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冰心是巴金倡议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将巴金心想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了文学馆的馆址、地皮，她亲自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还积极捐赠自己珍藏的手稿，1986年3月24日，冰心开始捐赠手稿和有关资料，第一批为手稿95件。1986年12月27日，冰心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一文，她在文中说：“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著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絜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 巴金和冰心大姐之间的亲密友谊，同时也渗透到两个家庭的孩子们之间。巴金每次到京总要去看冰心。1977年10月，巴金“文革”后第一次随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团到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因是集体行动，早上火车到，晚上火车返回，没有看望任何朋友，只给冰心写了一封信。1985年4月4日，巴金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仪式后就去了冰心家。李小林、李小棠来京每次都要代巴金去看望冰心姑姑。1986年，作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本新时期《十年散文选》，在选冰心散文作品时，小林建议我就选那篇写玫瑰花的。小林还提醒我，去看老太太时“别忘了给姑姑送玫瑰花！”从此，我去冰心家都不忘送一束玫瑰花。冰心给人的永远是一副精神的面容，她生活在玫瑰花丛中。冰心为什么那么钟爱玫瑰花？她回答说：“因为她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1989年，冰心90大寿时，受巴金委托，我代巴金送给冰心一盆90朵玫瑰花组成的大花篮，冰心高兴地说：准是巴金叫你办的，他了解我的心意。 1980年冰心最后一次访问日本后，因病就再没有出访了。1989年台湾有关方面邀请她和巴金去访问，冰心和巴金多次相商后，同意接受邀请，待天气暖和些时去，后因双方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冰心很惦念在台湾的老友，很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冰心多次对我谈起，看来她今后没有机会和巴金一起出访了。 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创刊号上，主编冯牧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散文。初稿写出后，我曾专门去天津骥才家，请他看看，他帮我修改了几处，并建议题目就用“巴金这个人……”，但他提醒我，原稿一定请冰心老太太把关，他说，“巴金这个人……”这句话，说得好，只有老太太能说出，既是她对你说的，她看了这篇文章，认可了“巴金这个人……”是她说的，作标题就没问题了。我回京后请人工整地抄了一遍，送给冰心。她同意帮我看，第二天她来电话叫我派人去取，并附了一封给我的短信。 后来我在与冰心通电话时，她说：题目我同意，“巴金这个人……”是写不尽的。 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话。1994年1月3日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巴金1994年5月20日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两位文学大师纯真亲密的友谊是文学史永远值得研究，但难以穷尽的文学话题，我以为。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1月14日 吴泰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