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香港电影的人，没有不知道杜可风的。他在香港电影圈的地位，就如同顾长卫之于内地摄影圈，是名声响当当的人物。王家卫的所有电影都由他执镜，他也曾与多位亚洲著名导演合作过，其中有陈凯歌、关锦鹏、赖声川等；1999年他首次执导的影片《三条人》入选戛纳影展。同时，他还是一位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有12本书出版，参与了无数个人或组合影展。他的最新展览是今年6月和几位香港视艺界名将联合举办的“香港艺域2000年”。
与王家卫“老夫老妻”
杜可风是那种传媒最喜欢的被访者，只要问他一句，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即使讲的不是他的母语英语，也难不倒他。
杜可风本名Christopher Doyle，他的中文名确实是名如其人。他十多岁时就离开老家澳大利亚，30多年来，他就像风一样，浪迹天涯，因而能说流利的中、英、法语。他原本还能说印度语，后来太久不用，生疏了。
不过，这位被中国同行称之为“老杜”，以香港电影工作者自居的洋人，却不会说广东话。他说是因为从未跟香港本地人谈过恋爱。
出名的爱酒爱女人的杜可风认为：“学好语言的原动力大多来自爱情，因为你想沟通。当然，也有人的目的是为做生意。”
讲到杜可风，总会让人联想到王家卫，此次名扬戛纳的《花样年华》，已是杜可风和王家卫的第九次合作。
“好惨！有种老夫老妻的感觉！”外号为“杜疯子”的杜可风曾如此自喻。
老夫老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彼此间那种亲切感和安全感，其实是最弥足珍贵的。这令他在片场可以安心发挥，因为班底熟络，互相之间已可以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我们就像Rolling Stone（滚石乐队），平常大家各自去Solo（单飞），但每年总有一两次开演唱会，会再聚在一起。”
杜可风此次执镜《花样年华》，虽然未能在戛纳获奖，但“王家卫电影之所以成功，少不了张叔平和杜可风”这个说法已是人所共知了。
所有成功的导演，其实基本上只有那么一两句话要讲，问题是，怎样去表达。杜可风认为，不管是跟哪位导演合作，只要抓住重点就成。
《阿飞正传》是绿色，《2046》也是绿色……杜可风承认过往偏好绿色，但不是很浓的绿，因为它在底片中最难搞，而且非常含蓄，不小心处理就会很显眼。所以喜欢用绿色，在杜疯子，是出于一种挑战心理吧。
首次当导演
1999年，杜可风首次执导了一部名叫《三条人》的片子。讲的是三个人，一个记得所有的话，另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第三个则关怀地把前两者连起来。歌手许美静出任女主角。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香港的外国人，杜可风自认看到了本地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之，在他的作品里也反映了对香港的感受。
有人问他，为什么自己首次当导演，却反而放弃了一贯的绿色，改选“蓝”为主调？
他回答得很狡猾：“因为我的眼睛是蓝绿两色，当我穿蓝衣时，眼珠变蓝；穿绿衣时，眼睛变绿……真的，我宁愿相信这样的理由，比说什么象征意义都有意思。”
他也只有这样作答。因为，他不是一个善讲大堆理论的人，更何况创作的感觉，本身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
蓝，在底片上，是厚度最浓的颜色，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小时候对着太平洋，就看见变幻无穷、深深浅浅的蓝。大海令你想起妈妈，有种安全感，它有力，但宽容，泡在海中，像被妈妈揽在怀里。法文中，海为la mer，而母亲则是la mere，发音接近，都是阴性。这其中总有点关联吧？中文的“海”字中，也有个“母”在里面。”
感性的杜可风，潜意识里，有意选择“忘记”；对过往，对个人体会都有意无意地“忘记”。他宁可如此，认为唯这样才会专心创作，如果死抱着“过往”，向前就有阻碍。
“很多摄影师都会成为出色的导演。”他坦白地说，“因为导演的位置要够全面，例如要跟很多人沟通，在这方面我却不大行。当然也有摄影师成为出色导演的，如张艺谋。但近来他主要把精力放在传统方面，重视结构、剧本、内容和表演等，都不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在好莱坞示范香港电影
全球电影人都以晋身好莱坞为目标，以打入好莱坞为荣，永远捣蛋、倒行逆施的杜疯子对此只是不屑。好莱坞不少人都曾想找他合作，他都回绝了。但《触目惊心》的吉士云逊，却成功邀得杜可风合作。不是因为“好莱坞”，而是因为杜可风对吉士云逊本人的欣赏。
“我看过他以前的作品，觉得彼此是同一类型，尤其在美术、摄影、灯光等处理上，觉得很亲切，就像是我自己的东西。而且觉得，与他合作不会受太多好莱坞制式的约束……”他说。
《触目惊心》是吉士云逊重拍希匹柯克的“Psycho（神经病患者）”，要求每一个镜头都跟足原作，向来率性而为的杜可风，却意外地可以与之合作，倒有点令人惊讶。
“其实这次重拍，根本是一种概念艺术。当然，全片要从什么角度来讲故事，摄影机该怎样摇动等这些创作空间，要受点约制，这也是事实。但对我来讲，摄影无非就是处理光、颜色和质感，不管是跟吉士云逊，还是王家卫、关锦鹏、陈凯歌，都是抓住这些重点！”
首闯好莱坞，杜可风唯一觉得骄傲的是：“我是香港去的，让他们（好莱坞）知道我们也懂得拍电影！不要让他们（好莱坞制度）把你吃掉！”
好莱坞总有那么一种大沙文主义。例如在做后期时，对方一再要调整颜色，杜可风则坚持那就是他要的。
“他们以为我刚从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美国电影导演的摇篮）毕业呀，妄想教我如何拍戏！多谢啦！”他不屑地说。
“要坚持自己的东西，最终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不然，他们（好莱坞）会把你吃掉。要让他们知道你行，要花多两倍精神，超过他们的要求，他们才会认同你。所以在那边做导演更难，我非常同情陈可辛等在美国拍戏的导演——因为有太多不必要的东西在干扰你。”
“Liberty Heights（自由山）”是杜可风继《触目惊心》后的又一部好莱坞新片。
“此片导演巴利里云逊是一线导演，如果跟他合作过，以后在好莱坞就畅通无阻了。好莱坞是出名的势利眼，他们只认你与谁合作过，只认你有无成就。他们找我，无非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想改变一下风格，增加点外来元素。日本也是如此，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王家卫，没有这边（香港）的工作环境，没有默契，没有创作的精神和力量，我一个人也帮不了他们什么。”
对于与好莱坞合作，自己有什么收获，他的回答是“一头雾水”。
好莱坞的工作方法和舒适环境令他大叫“闷仓”。因为杜疯子嘛，天生静不下来，他们却按部就班，难免他不惯啦。
说到好莱坞经验，他搔搔头皮，“我自己也好奇怪，再回到香港拍片，好像好莱坞经验也没怎样影响我！”
最爱拼贴式拍摄
看杜可风的摄影图片，感觉也如看王家卫的电影；同是千变万化的摄影角度，也是一抹蓝一抹绿的主调。不少作品，原本就是他在拍电影间隙，用傻瓜机东拍西拍而成。
我们会从中见到张国荣在巴士上远眺的背影；穿着旗袍的张曼玉在黑影内的微笑……无论是摄影还是拍片，杜可风特别偏爱这种拼贴式的拍摄成果，他希望能在这种自然清新的随意配搭中，让意想不到的效果自然显露。
“我不是去寻找，也不是去捕捉，只是不断乱拍，让被拍摄者最真实本色一面呈现出来。”杜可风相信，意外产生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有震撼力的。拍摄电影也如此。
拍《春光乍泄》第一天开镜时，杜可风并不真明白要什么，只是在外景地门口及屋顶拍了些空镜——梁朝伟和张国荣这对同性恋者，就是在这儿开始相爱的——不找灵感，只有意念。这些空镜毛片放出来，只看到空的桥、空的天、空的一切，形神尽失。但王家卫却异常有兴趣地去揣摩这片空间的“性格”，还十分高兴地说：“光用它，就够跳一个有关这城市的拉丁舞了！”
“我靠下意识工作，又靠周围空间各种氛围。我不知王家卫又靠的是什么……虽然有时我很怀疑那根本就是我……除了家卫，无人能领悟，一大堆散镜和空镜中的合成密码。我们就是这样灵犀相通！”他如此形容与王家卫的合作。
1999年，杜可风去维也纳参加电影节，一个女孩对他说，她很喜欢他拍的电影，那种感觉犹如“与生活做爱（Having Sex With Life）”，杜可风大为欣赏这句话。
一个好的摄影作品，其实并不在其本身的布局和结构，而是那个作品所流露出来的生活方式，令观众或浏览者能从中找到自己！这正是杜可风所追求的。
工作是参与和庆祝人生
问到杜可风最喜欢的消遣，他答：“保留生命中快乐的奇遇。”虽然成日风一样的忙碌，他却将工作视为参与人生和庆祝人生。
在6月和其他几位香港视艺界名将联合在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艺域2000年”中，杜可风又刮起一阵让人惊喜的风。
在大学凉亭门，他以几只塑料袋和塑料小鸡等展到他的名为“来自我的舒淇”的视艺装置。
“我希望这件作品反映年轻、美丽、性和时间的稍纵即逝的本质，这反映我或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执迷。因此，在我和其他很多人，这是对能够象征以上种种的人的一份尊崇，一个充满爱和信念的人物，她的名字是舒淇……”
除了电影、摄影，公众艺术也是杜可风十分热衷的。他认为，在公众地方展示作品只有一个目的：重新向公众显示我们的幻想和共同分享我们的信念。
杜可风认为：“要把自己的行为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我们是我们的白天与夜梦的充满活力的投射，我们是机会和可能，我们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的不同状态和积淀。”
这正是杜可风风一样活力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