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皇”高层杨受成(右)兄弟 摄影/王轶庶

　　香港英皇娱乐集团主席杨受成等22名相关人士因涉嫌唱片贿选，被廉政公署拘捕调查。在一位不久前刚刚去职的英皇多媒体集团高级行政人员看来，这显然不会是最后一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香港警方也好，廉署也好，一直很针对他，也一直拿他没办法。这次查他贿赂排行榜的事，其实只是找个借口，希望可以顺藤摸瓜查出他们真正想要查的问题罢了。”这位英皇前高层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在我看来以杨受成那么老练，他不会有什么大事。”但这个“借口”，却在内地掀起了揭批流行乐坛“黑幕”的高潮。

　　其实，对流行音乐工业略知一二的人都明白，给媒体种种“好处”以推销唱片是长期存在的事。不过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电台主持人或电视台制片人会拿到一大笔钱，然后他们反复播放一个作品，或者把它们放到各种排行榜的高位，或者反复让某歌手在著名电视演唱会上露面。这可有失偏颇。

　　英国杂志《今日电台》1988年4月号一篇题为《炒作的艺术》的文章里就曾经说：“现金贿赂这种老套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已经太‘脏’了。它的效果直接，却也太容易被报纸捉住爆出丑闻，如今主流唱片公司可不愿让它脏了自己的手。”这位英皇前高层人士也做过多年唱片公司，用他的话来说：“确实有很多好处会去想，比如请你去跳舞、去澳门旅游……真的用白花花的银子来做事，可从来没见过。”

　　该人士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内地一家电台做排行榜。“那么内地是否存在买榜，或者你怎么看这现象？”“一来没有什么权威的排行榜，随便谁都可以建一个；二来大家又不跟你的榜去买唱片，即使买也是盗版。内地的市场未稳定，其实根本没有买(榜)的价值。”

　　无独有偶，今年2月，美国参议院召集了一场听证会，讨论由威斯康辛州议员鲁斯·芬格德提出的一项法案，意在控制电台“新的有偿播放体系”。这引起《纽约时报》、ABC、PBC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当《时代》周刊疾呼“唱片业贿赂又回来了！”的时候，《华盛顿都市报》却摆出更加“明白人”的姿态说，这不过是老调重弹罢了。“事实上唱片业贿赂并非真的‘回来’，而只是回到了报纸上。125年来，贿赂已经成为流行音乐经济的常规组成部分，对此作出建设性变革的可能性，大概与人类社会战胜毒品的机会相等。”

　　英语中表示贿赂音乐节目主持人以促销唱片的行为，有专门的词“payola”，不同于通常的贿赂“bribe”。早期，任何可以成为媒介的人都可获得唱片公司的恩惠。如酒馆里的歌舞艺人、公共沙龙里负责为投币式自动钢琴换乐谱的伙计，甚至在街头演奏手风琴的盲人。20世纪初，美国电影院门前有种“拉洋片歌手”，他们给等待入场的观众唱歌解闷。纽约“锡锅街(当时的美国流行音乐中心)”的唱片公司付钱给这些艺人，让他们把歌曲灌到大众脑子里去。默片时代，电影开始前，伴奏钢琴所弹奏的也是最新流行歌曲大串联，钢琴师当然也得到唱片公司的“照应”。当时还有首歌曲，讽刺唱片公司雇了“托儿”坐在剧场的便宜座位上，大声跟唱某首歌曲，以“帮助”大家感受它的吸引力。

　　唱片公司的推销方式虽然被视为道德沦丧，却被默认为合法。1924年，反对贿赂行为的记者开始指责唱片公司“用各种贿赂手段污染了一切与他们相关的事情”。但唱片工业一直认为自己在这一体系中并非作恶者而是牺牲品。“锡锅街”有理由憎恨贿赂，因为他们必须为每张可能上榜的唱片赌2万美元，而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却很难确定。唱片公司们曾签署多边协定抵制贿赂行为，却使贿赂更有效——协定外的小公司凭借行贿在宣传上大占优势，大公司开始抵挡不住，数周之后这些协定相继破产。

　　电台于上世纪20年代诞生，这个更有力的媒介取代了老式的“托儿”，而其他则一成不变。1959年的著名贿赂丑闻，却与贿赂本身关系不大。1948开始，摇滚乐骤然流行，唱片公司不论是排行榜份额还是唱片销售利润，都眼睁睁被一夜间冒出的诸多小公司夺走。他们开始联合道德卫道士反对这种可恶的“丛林音乐”。在他们最黯淡时遇到了好机会：非常流行的电视问答游戏节目“21”被爆出伪造最高收视率丑闻。国会组织起一场针对游戏节目腐败的调查，在反摇滚人士与渴求后续报导的新闻媒体促动下，调查伸向了电台，唱片业贿赂行为仿佛新生罪恶暴露在阳光下。荒谬的是，播放老式音乐诸如安迪·威廉斯，并不在被传唤之列，加州民主党人约翰·墨斯的解释是：“好音乐用不着行贿。”

　　当这场混战结束，一大批摇滚乐DJ被逐出电台。受到最严重制裁的是第一位把“摇滚”标签贴到节奏布鲁斯音乐上的白人DJ艾伦·弗里德，他因为拒签一纸“从未收受贿赂”的声明而被WABC电台开除。弗里德承认自己曾接受唱片公司的“礼物”：“如果我确实帮了谁的忙，我会接受他的馈赠，但我不会为吹捧一张唱片接受一毛钱。”他面对纽约大陪审团进一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DJ行业里被称为贿赂的行为，在华盛顿却被他们叫做‘游说’。”弗里德被控受贿罪名成立，成为丑闻的主要替罪羊，3年后他在失业与酗酒中郁郁而终。

　　这场DJ大清洗的结果，是把播放音乐的决定权从传媒底层人员手中夺走，集中到更少数的高层手中。一些法规的制定，则令情况更加复杂——大公司避免直接经手行贿，而委托公关中介进行。在今天美国电台或电视台的财务报表中，为唱片公司“有偿播放”的收入甚至是公开化的。

　　“人类本性使然，金钱总会在选择中扮演角色。”今天国内媒体上，不遗余力报道和评论桩桩“乐坛黑幕”的，多数正是习惯于接受唱片发布会“车马费”或者演唱会免费门票的人，这似乎是个难解的悖论。□本报驻京记者李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