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学人，我羞于透露下面的内情：国内的文学刊物，尤其是以所谓的纯文学自居的刊物，发行量不足５０００份的浩如繁星，超过１００００份的却屈指可数；从前，小说是影视剧的“母本”，而今却世事颠倒，影视剧反成了小说的“母本”，进入新世纪以来，仅央视影视中心制作的“大片”就有７５％在播后改为小说。美国传播学专家、《华尔街日报》大亨保罗曾对此评价：不管中国的某些文学期刊的从业者是多么的自傲，在传播领域他们已经越来越无足轻重。
　　所谓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爬行，按折中派宽容的解释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愚之见，陷入此等窘地，完全是忽略文学的原创属性、违背文学的主流精神及敌视文学的基本对象造成的。
　　纵观文学之起源，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不是民间探出的枝叶，这点，《诗经》、《荷马》足以提供佐证。尽管其曾为宫廷少数权贵所用，但它民间的原创属性并没有遭受抹杀，相反，文学越是繁荣、强盛之时，越是民众广泛、深入拥护之日，譬如唐诗宋词元曲的鼎盛时期。可见，文学只有扬帆民众的海洋，才会激流勇进，否则，它只能成为盆水之舟，而不会造就蔚然景观。也正是文学的民众属性，使得它与民众的对话的回音格外强烈，倘若自命不凡，独踞峰巅以俯民众，除了赚得曲高和寡的怜词，还有什么能聊以自慰呢？诚然，文学需要革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而生活是民众创造的，一切脱离民众的文学革命，都是浅薄的、无知的、短命的。
　　像物质资料那样，意识形态也是为人所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一直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而产生和发展的，它除了满足愉悦人性的基本需要外，更多的还要激励人类生产、生活和战斗，并消融人类的郁闷和愤懑——这，似乎形成了文学的主流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文学与人类思想竞相辉映，相得益彰，从而带动和促进了人类文明。若悖逆此意，将文学置于孤芳自赏或自我发泄之境，这种文学理念恐怕不能不是自私的、残缺的。很难相信，自私和残缺的东西是不被历史所抹杀、不被民众所抛弃的。孔子曾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话，对那些无视历史、无视民众，醉心于文学峡谷而不愿自救的文学“勇士们”不是精辟的点评吗？
　　文学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它的传播功能。对文学的传播对象，古往今来争议颇多。古罗马时期，文学曾一度沦为帝王将相的“雅趣”，使其时盛极的文学没落许久；俄国彼得大帝接受古罗马的教训，广开书务，与民同乐，使俄罗斯文学置身肥沃疆土，枝繁叶茂，蜚声寰宇；毛泽东即使在抗日危难阶段，仍关怀文学艺术的使命，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就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救亡”文学正是按照这一思想，在艰难的环境里顽强成长，诞生了一大批传世之作，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解放以后，我们的文学几度兴衰，细究原因，每一次无不与文学的对象有关。时下的文学低潮更是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文革”寒冰的消退，我们的文学面向大众，言人民所言，书人民所喜，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由复苏到振兴，逐渐到了“花开千园，福乐万民”的境地。可不久，随着以电视为主的新型传媒的兴起和普及，文学的原本传播手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表现主义思潮迅猛侵害文坛，造成了已经得利的文学思想莫名地迷茫了、动摇了，有些人把私欲强加给大众，还有些人视大众为阿斗，突出个人表现，誓不与民为伍，致使我们的文学跟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更可悲的是，当我们的文学沦为孤家寡人的时候，有人竟打着捍卫所谓的纯文学的旗帜，结成这方阵那联盟，宁肯喝着凉水充饥，宁肯被大众抛弃一万年，也要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卓尔不群，此情此景，真值得阿Ｑ和孔乙己敬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