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整整50年了。随着年齿的增长,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浓重,儿时记忆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常常闪现在脑际,有时甚至到了无法排解的程度。其实,养育我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了,按理说,生我养我的那块地方,对我来说应是无所挂牵了,但浓烈的乡情和亲情还是时刻缠绕着我。 我在村里长到18岁。1953年的夏天,我穿着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土布对襟褂子和缅裆裤子,背着农家常用的小包袱,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从此,故乡、祖屋、亲朋,统统成为记忆中的事了。在外乡度过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如今已成须发老者,而故乡当年的前街后巷,小学的校舍,观音庙和关帝庙,环绕着村子的土围墙,震响着风涛的树林,村头地尾历代遗留下来的那些碑碣,都还历历在目,似乎岁月还停止在我跨出村子的那个时刻。 我终于回到了我童年时代的村子。族内唯一健在的长辈叔叔自告奋勇带着我满村子去转。我希望随着他的脚步能找回一些儿时的梦。我仔细地找,仔细地看,仔细地听,仔细地忆,捕捉任何一个儿时熟悉的地方或留下过深刻印象的景物,和一路上遇到的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搭话,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几十年前从这里出去上学的孩子。然而,我所熟悉的那个村子使我感到非常陌生,我所见到的乡亲们也大多以异常的眼神把我当成外人。我没有能够找回多少儿时的梦和感觉。 最令我无法释怀的,是离我家大门不远的那一眼水井,如今已了无痕迹。那是一眼用20里外的方山出产的青石板条砌就的古井。要说它的历史,是颇有些来历和古意的。古人定居一地,首要的事情是选择有水源的地方,远离河流的地方,必定要选择能打出井来的地点。查《刘氏族谱·居里志》,我所出生的郑王村,自刘姓第12世孙刘璜迁徙至此而繁衍生息,至笔者“锡”字这一辈,已是第24世人。以谱牒学的通用法则,每一代为25年计,建村的历史不会少于300年。这眼开凿在十字路口一边的古井,是我们前街上的乡亲们的生命之水,世世代代都是喝这眼井里的水长大的。 井水清澈,干净,是甜水井。水位很高,雨水丰沛的年景,甚至可以手拿着葫芦水瓢,就能从井里舀上水来,用不着担钩。天热的季节,这水井也常施惠于南来北往的外乡人,特别是那些游街串乡的货郎,当他们路过十字街口时,埋头于水桶或用水瓢作“牛饮”以解渴。 那高高的井台,是由几块大青石板拼组而成的,井口被井绳磨得发光放亮的凹痕,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炎热的夏天,每到夜晚,乡亲们都聚坐在井台边纳凉,说故事,天南地北地谈论。飘雪的冬天,井边一改夏天的喧嚣,变得一派肃杀和寂然。只有东街的一位我想不起名字的乡亲(他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煮好了狗肉,拿到井台上来,让大家分享的时候,井台上才会再度出现夏天才会有的那种短暂的热闹场面。村民们卷起厚厚的棉袄的袖子,把袖口上露出的棉花絮子窝到袖口里,一只只皴裂的冰冷的脏手,从铁锅里抓起带肉的狗骨头,站在井台边大嚼大啃。每到这时,我也加入到馋涎欲滴跃跃欲试的儿童围观者中,确也曾多次得到过友善的恩赐。散发着香味的狗肉,即使在连年的兵燹战事岁月,也足以使村夫野老们得以忘忧,享受短暂的肠胃的满足和精神的快感。 这眼水井是什么时候和出于什么原因被填平的,作为远离家乡的游子,我不得而知。是因为有某一位绝望的红颜女子一时想不开投井而死,无法再作饮水井使用?还是因为水位下降导致泉眼枯竭,没有办法再打水或水味变咸?不管哪种原因,这眼养育了村里很多代子民而劳苦功高的水井毕竟是被填平了,甚至连个土台都没留下。再过若干年,居住在此地的后代子孙们,也许会在某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土层下掩埋的这眼石砌深井,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哥德巴赫”式的猜想。那是后话了。 十字路口那眼公共水井被填埋后,家境稍好的家庭,都在自己的庭院里打了自家专用的压水井。弟弟也在祖屋的老院里,打了一眼这样的压力抽水井。尽管要钻得很深才能出水,可水质毕竟比公共水井时代干净多了。这是时代的一个进步。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高兴之余,也难免涌现出一丝困惑和忧虑。上世纪80年代,我曾有机会驱车从东营经寿光到威海,横穿整个山东半岛。几十年的岁月,水位的不断下降,使我十分吃惊。弥河干涸了,潍河干涸了,……我记得,故乡村子的东南坡有一大片涝洼地,每到秋天,几乎都有清清的流水从地表流过,护卫着村子的围墙外面有一条很宽很深的壕沟,后街上有一个大大的可以游泳的水湾,里面都注满了水,而且是长年不会干涸的。南门外的壕沟里,高高挺挺的茅草,顽强地从水里窜出来;沟崖的坡上,拥挤着茂盛的野草,吸引着过路的牛羊骡马驻足。夏秋雨季,放学回村,穿行在青纱帐的小路上,小路上的流水常常是齐脚面深的。半个世纪的光阴,地质条件、自然环境、水资源竟然发生了如此触目惊心的变化,奈何?岁月苍黄!我们居住的家园的环境所以如此之快地恶化,固然有来自自然界的不可抗拒的原因,但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水量的过度开采,也是导致水资源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从那次旅行之后,我的心头,常常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所笼罩,而多少代乡亲使用的那眼公共水井的悄然消失,虽然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却也无端地加重了我的这种困惑和郁闷情绪。我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人类创造了文明,小心被文明所埋葬!
刘锡诚,男,山东昌乐人,1935年生。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谭》、《走出四合院》、《生命留痕》、《中国原始艺术》、《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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