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历史的记忆在人类每一个个体身上雕刻了皱褶纹理，每一皱褶纹理都是灾难的鞭痕。
　　地震、火山喷发、水涝、旱灾，一直到今天的“非典”，数不清的灾难，一次次地考验着同时也提高着人类的生存能力。
　　地震，是地球那颗火热的心不时的激动、悸动或躁动。地球对人类可能是无意的，但对人类造成的震撼却是可怕的。因此而毁灭过多少城市？希腊的罗得、土耳其的阿芙罗狄蒂斯、埃及的亚历山大、葡萄牙的里斯本、智利的康塞普西翁、日本的名古屋和东京、印度的高哈蒂、美国的旧金山、伊朗的塔巴斯、中国的唐山……人类从废墟上艰难爬起，抚摩着疤痕跋涉如故。
　　火山喷发，或许是地球“上火”生出的小“疖子”。历史上曾造成的不幸让人们不堪回首。公元７９年８月２４日，灼热的火山岩浆掩埋了意大利的庞贝城，被埋者已朽腐，岩浆留下了空壳，就像人用泥包了野味烧烤形成的泥壳一样，今人已挖掘出灌成石膏模型，逃难者被定格的体态，让现在的人续接着恐怖的记忆。１９０２年５月８日，三分钟之内，火山岩浆埋掉了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城，全城只有两人生还……
　　还有沉没于水下的城市，如中国的湖底城市泗州城。有因干旱毁弃的城市，如中国的楼兰，如美国的梅萨维德。
　　还有更可怕的面孔——瘟疫。屈原《天问》中的“伯强何处”，正是出自对瘟神的无奈。看看我们的医学，有多少是同它作斗争的记录。瘟疫是将恐怖慢慢撕给人看。十四世纪流行欧洲的“黑死病”，造成２５００万人的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
　　打开《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在这千余页之册中，如下文字不时跃入眼帘，让人心悸：“地震”、“山崩”、“大旱”、“大水”、“河复决”、“溺死”、“漂没”、“蝗虫大起”、“杀”、“灭”、“掠”、“大疫”、“疫死者十六七”、“民死者众”、“死者枕藉”、“人相食”、“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它们或者是灾难的原因或者是灾难的过程或者是灾难的结果，却都是灾难。《左传》有言：“不为害，故不书。”那些没和人遭遇的灾难还有多少呢？地球上灾难太多。人类这万物的灵长，生存得步履维艰。
　　马克思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社会性，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必然形态。传染病毒，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片连接在一起的肥沃原野，在上面播种它们的子孙。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非典病毒来自何方。我想，病毒们相互之间，可能比我们人类对它们更加了解和熟悉。非典病毒，或许是总结了许多病毒的教训，它们中的“科学家”，终于越过了人类药物的防线，突破了人类的免疫系统。飞沫传播，或许正是它们的星际旅行。
　　我想，如果它早来５０年或１００年，将怎样？我敢说，如果处于风雨如磐的昨日，非典会放心摆下它的刀俎，如果处于啼饥号寒的境遇，非典会狞笑着把人的尊严剥光。我们庆幸生在一个新时代，我们庆幸有一个负责任的党和政府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庆幸不屈服于一切灾难的民族再一次把准星对准了病毒！我们庆幸全人类善良的人们都纷纷伸出了援手！我突然发现，面对灾难，原来是遍地英雄。
　　非典出现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是一种无法躲避的历史成本。它决不是人类的最后一次灾难，人类也可因此而更加坚强。
　　灾难是可怕的。它让我们学会“怕”。我们曾经什么也不怕，但不怕，事实上是忽略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只有承认“怕”，才更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珍贵。承认“怕”，说明人们开始习惯于真实，习惯于面对真相作出理性的抉择，承担个体的责任。觉醒了的人们拿起科学的拐杖，蹒跚前行。我们坚信，在灾难发生的地方，就有科学生长出来。窥探造物主的秘密，只是时间问题。
　　人类从灾难中艰难地走来。有的人种，作为族类的群体，消亡了，作为文明载体带有民族印记的个体或许已溶解为异族的“细胞”。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无疑灭亡都是因为灾难，而灭亡本身就是最大的灾难。而有国家印记的人种———中华民族，没有间断地得到延续和新生。这种延续和新生，也曾多次面临毁灭的危险，但每次灾难都锻炼得我们更懂得了生存，每次灾难都生长出抗击和战胜灾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