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宠儿成了下岗工人

　　１９７４年，唐全顺１１岁，在上海杨浦区少体校开始踢球，此时正在读小学，正规的文化学习也就到此为止。此后，唐全顺在足球上的路越走越顺，从区少体校到市少体校，再到上海二队、上海队、国家队。这期间虽然有文化课学习，但只是踢球之余的陪衬。
　　唐全顺曾是上海足坛“技术足球”代表人物之一，是上海队的主力射手。１９８３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唐全顺拿到了全国冠军；１９８８年，他凭借１５个进球成为当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最佳射手；１９８９年，他短暂入选过高丰文执教的国家队；１９９０年，以他为主力的上海队又获得“足协杯”赛冠军……１９９３年，在即将开启的职业联赛门槛前，３０岁的唐全顺因为身体素质原因，没有进入当时成立的上海申花队，此后他辗转于上海的大顺足球俱乐部和浦东足球俱乐部；１９９７年，他离开足球圈，之后干过很多工作：开饭店、做旅游、拉广告……但“总的来说不如意，文化上跟人家有差距，业务也没有人家熟。”
　　唐全顺的人事关系放在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学历填的是“大专”，但他没在那里上过一天班，更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大专。没有事做也没有收入的时候，他去学院找过相关负责人，但工作问题终究没有解决，家庭生活也不甚如意。这以后的几年间，唐全顺离职业足球圈越来越远，人们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他因赌球犯罪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看守所流汗，和在球场上不一样

　　在上海杨浦区看守所里，唐全顺被安排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在做他的思想工作。管教干部包警长说：“我们想让他意识到，现在流的汗跟以前在球场上流的汗有什么不一样？以前都是别人为他服务，他没有学过、也没有想过要为他人服务，现在应该补上一课。这样才能自我反省、彻底挖出犯罪根源。”唐全顺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包警长特意塞给他一个练习本和一支笔，让他至少隔天写写日记，反思过去的事。
　　包警长说，唐全顺这个人其实比较单纯，劣根性不强，“虽然他４０岁了，但是社会阅历不多，交的一些朋友层次不高，总是被人利用；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离开足球后，生存能力比较差，但他自己又不甘心，定位定得不好，愿望总是高于自己的能力。”
　　在看守所的两个多月里，唐全顺想了很多，心态变化很大：“刚开始，我不知道赌球犯法；进来以后，心理压力很大，晚上睡不着觉，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在管教干部的开导、教育下，我反省了很多，现在我是用自己的汗水洗刷以前的错误。我曾经埋怨被体育界抛弃，就是没想到自己不争气。现在想想，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踏实做事，不能好高骛远，更不能铤而走险。”
　　唐全顺不久后就将重获自由，他希望能回到他最擅长的足球圈，做一些青少年足球培训工作，踏踏实实做事赚钱，“我不怕有人用‘有色眼镜’看我，我要用行动证明自己。”

　　退役后路，要从娃娃抓起

　　唐全顺赌球案发后，再加上不久前亚洲举重冠军才力之死，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的关注。目前各省市几乎都积压了一批像唐全顺这样无法安置的退役运动员，也有的退役运动员像才力一样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
　　唐全顺在上海队时的教练王后军说：“唐全顺的经历，反映出我国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妥善安置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文化学习问题。”这位老体育工作者说，如果只顾运动成绩，而对运动员其他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文化学习不闻不问，是对他们极端的不负责任，是没有以人为本。
　　王后军说：“做球星的毕竟只是少数，千万不能运动成绩没练出来，文化学习也耽误了。”
　　中国体育界目前正在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不少地方在探索新的运动后备力量培养方法，“体教结合”是其核心内容。在上海，从１９９９年起即开始进行“运动队办进学校”的尝试：一线队办进大学、二线队办进中学、三线队办进小学，变过去体育部门一家包揽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为体育、教育两家资源共享、责任共担。这既利用了充足的教育资源，改变长期以来运动员文化学习和运动训练对立的矛盾，也为将来运动员退役免除了后顾之忧。
　　“全社会在为运动员巅峰时期的辉煌欢呼的同时，更要关心他们带着一身伤病走向社会时的失落。”王后军说，“关键是要建立更为科学、人性化的运动员培养机制。”

　　 □　杨金志　肖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