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１９０２年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教书先生家中，１９１８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１９２０年加入由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即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他因努力研读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有“小马克思”之誉，后又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他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１９岁，是１３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
　　但是，作为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的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愿意通过认错，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他的认识和党的认识差距太大太远，他不能见容于新社会，他的后半生过得相当艰难。
　　１９８７年８月５日清晨５点多钟，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２２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７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这位老人是当时惟一活着的中共“一大”代表、８５岁的刘仁静。他的家就在马路东边，他是每天这个时候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着他过马路，震惊地发现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赶到出事地点时，老人已被送进附近的北京军区２６２医院抢救，但因颅骨碎裂，大量出血，医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术了。
　　刘仁静刚在上一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的行政关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在商议后事时，他的儿子刘威立向参事室的同志提出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但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
　　就这样，刘仁静默默地结束了自己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谒见过托洛茨基本人，成为托派的孤家寡人
　　１９２７年底，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用组织手段清除出党，并被流放，１９２９年初又被驱逐出国，居住在土耳其的太子群岛上。刘仁静于１９２９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托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留他住了十几天，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刘和托深谈后，对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后好几年一直与托保持着密切联系，托曾不断地给他写信、寄书、寄材料。因此刘是中国托派中惟一谒见过托洛茨基本人并得到托亲自指点的人。他在回国后就开始对党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思想，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把托的提纲视为挽救中国革命的灵丹妙药，一心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１１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则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党一直未接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将其除名。
　　１９３０年起，刘仁静周旋于一些托派人士和陈独秀之间。当时中国托派内部思想混乱，分歧很大，共成立有４个小组织，刘和王文元（王凡西）等人组成的“十月社”是其中之一。由于刘自视甚高，狂傲自大，总认为自己是托的惟一代言人、托派的正宗代表，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还常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即使对陈独秀也是如此，因此他使托派组织无法容忍，最终把他抛弃，“十月社”和他决裂后，他想和陈独秀合作，又遭陈拒绝。这样，他就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主动承认错误，被安排在北师大工作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与大多数托派人士坚决不肯或不愿承认这巨大的革命现实，他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铁的事实，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开始了认真的反省，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
　　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他自以为与张国焘不同，也与彭述之等人不同，他虽也批判过党的路线，但都是清谈空论，没有具体行动，有错无罪，只要自己主动认错，真诚回归，应该可以见容于党，得到党的谅解，下半生还能做点工作。
　　１９５０年８月，刘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１９３７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包括陈独秀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是一伙汉奸、特务、反革命，“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个认识始终未变，这当然也是针对刘仁静的。因此对刘的来归，即使不认为他是死敌，也会认为他是心怀叵测的缴械投降之敌。
　　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据刘自己回忆：有的人明说不见；有的人辞以不在家。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做老同学、老朋友接待了。那时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调到人民出版社，“花岗岩脑袋”出了名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胜利以后虽然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接着介绍了刘仁静：“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叛变革命，１９２９年还到土耳其拜访已经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指出：“虽然他自称在１９３７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时起直到１９４９年他都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他的检讨却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刘仁静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判决”，因为他不相信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伙特务、间谍、杀人匪帮的断言，也不认为自己从事过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去找安子文争辩，但毫无结果。因为这个“编者按”显然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它和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加的注释如出一辙就可说明一切。而这也正是党对中国托派和刘仁静作出的不许辩驳的结论。刘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学会在这个结论的重压下去适应今后严酷的现实。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看了《人民日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如此反动而又不知悔改的刘仁静正是他们的教师刘亦宇，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让他改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但群众同样不能容忍，实际上刘已无法再在北师大呆下去。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１９５２年，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但无论怎么启发和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认识，不愿顺杆爬作违心检查而得以过关。甚至说：“我回答不了，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你们枪毙我好了！”群众气愤至极，在一片声讨声中，刘头脑昏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使劲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后晕厥过去。
　　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此事当然上报到了中央。不过上面好像在意料之中，传话下来说刘这个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随他去吧！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文革中进了监狱，关押１２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不过造反派认为他早已是只“死老虎”，无足轻重，对他兴趣不大，所以他人身还是自由的。１９６７年５、６月间，他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了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被红卫兵发现，立即被揪到人民出版社，人社的造反派一面在院子里召开批斗大会，一面打电话告知公安部门要求将他收审。
　　批斗会尚未结束，市公安局就派人当场把他带走了，先押他回家拿了些东西，就把他关进了北郊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６年多。
　　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以后，据说周总理宣布了一条释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最高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专程去监狱找刘谈了一次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很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即可出狱。刘口头答应，经过思考后又“变了卦”。据刘自己说，他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这位首长的一番好意，只好把他继续关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１９７９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恢复了自由。就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又被关押了５年多，一共将近１２年，这时他已７７岁，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硕果仅存的惟一的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向他求援，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等，纷至沓来，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此时他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他的智力严重衰退，思想也开始比较迟钝，但在回忆过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年代，昔日的峥嵘岁月又历历在目，他常常处于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因此他对来访者都竭诚欢迎，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和回答问题，对自己的经历、历史和所犯错误，也从不回避，并作了一定的反思。　文／张惠卿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