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与“年”有关的问题多了起来，如年关民工讨薪问题，春节物价问题，贫困群体如何过个富足幸福的春节问题，春运交通拥挤问题等等。如今又有一个新问题凸现出来：“年”有没有“年味”的问题。
　　笔者自大学毕业留省城工作一直到去年，从未在省城过一次年。今年把母亲接来在省城过年。从初一到初六，儿子做作业，母亲和我及妻子仰在沙发上不停地变换着身体姿势看电视。看了吃，吃了看，常在沙发上都睡着了。至初六下午，母亲才如梦醒了似地说了句：“唷，初六了，过得真快呀！”
　　这个年过得真没味。
　　没年味似乎是个典型的都市问题，对于老家的老少爷们来说，始终没成为问题。过年嘛能没有年味？笑话。年前扫尘。炸肉炸鱼炸丸子，一炸炸上几萝筐，一吃吃到正月末。除夕请请财神、祭祖，还要贴对联。那对联最好是自己写，比如写“门外青山绿水，庭里孝子贤孙”。贴完对联放上一挂鞭炮。除夕夜包饺子，吃饺子。要吃素饺子，有俗语为证：“待要富，年五更吃上一顿素。”除夕夜里吃年饭，对酒划拳，围炉守岁，一守守到夜半１２点。夜半各家各户放炮仗，听谁家的炮仗响，听谁家的炮仗头数多。守岁守得再晚，初一早晨也睡不得懒觉，蒙蒙亮就得早起给长辈拜年。小孩也不贪睡，早早起床换上新衣裳，左兜放糖果，右兜里揣着压岁钱。到了初二儿子要陪媳妇回娘家。初三则开始亲戚家转着喝酒。
　　老家的年味格外浓是因为老家人对年理解得透。对老百姓来说，过年再穷也要吃上顿饺子，再破陋的屋舍也要贴上对春联。年关不仅仅是时间的关口，对老百姓来说更是运气的关口。人与自然的抗争步履维艰，人一世遭遇着许多痛苦与失意。人生并非是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的。人人又都想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所以，照老百姓看来，所有的过年习俗都不仅仅是为了热闹，不仅仅是走形式的入乡随俗，而是一种信仰的方式，一种祈福的方式，都表达了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憧憬。
　　相反，如果谁不那么过年了，不扫尘，不贴春联，不包饺子，睡懒觉不给人家拜年，一切都“无所谓”了，就会被人瞧不起，被人视为“不过日子”了，视为生活上颓了，信念上垮了。被老少爷们视为生活上颓了信念上垮了危险得很呀，儿子连媳妇也娶不上。
　　但这一切在城市里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却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在大年的日子，在你居住的社区里，你会发现，贴春联的越来越少了，林立的楼厦间鲜有喜庆的红色彩。那种杨柳青的年画、杨家埠的年画看不到也买不到。那些印有童颜长须老翁、红兜肚胖娃娃及肥桃美鱼的年画看不到也买不到。炮仗被禁放了。守岁变成了守电视机。拜年的对象大多由老人变成领导。即便不给领导拜年，也不知给何人去拜，不知贸然闯入人家拜年对方会不会喜欢。缺少了形式的年自然缺少了年味。缺少了年味的年缺少了许多的人情味。
　　缺少了年味的年有点像“黄金周”。在２００４年春节的日子里，确有电视台的主持小姐把春节说成“黄金周”了。说：在黄金周的第二天，去云南某地的游客超过了多少万多少万。真惨呀，这么个春节竟变成个“黄金周”了。别以为主持人小姐说顺了嘴，事实上，许多年轻人就是这么理解我们民族这个最重要的节日的。
　　为什么没有了年味？
　　有人认为都是城市化惹的祸。认为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化，对物质占有的攀比使得都市人对精神及文化需求日趋削弱。此话差矣。纽约、洛杉矶也都是大都市，华人过春节，年味那边独浓。还有人认为是全球化的结果，举例说我们不也在过圣诞节吗？如果全球化的结果是使中国年轻人热衷于过外国的圣诞节，而外国人仍然不过中国的春节，人家把我们“全球化”了，我们不能把人家“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就不是适合中国的“全球化”。
　　有一种理论，认为春节就应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如果持这种观点的人真的很多，只能说明我们的年文化已衰落到如此地步了，是真该拯救了。的确，缺少载体的文化何以能成其为文化呢？
　　不能怪年轻人，不能怪城市人。怪就怪我们对年的理解出了问题。
　　据媒体报道：２００４年春节，记者调查显示，上海人普遍嫌春节的年味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怀旧风气日浓，在饭店吃年饭的大大减少。即使上饭店，许多人也是买了菜肴打包回家吃。而在天津，因传统的年俗味道浓，许多酒店的年夜饭，半数以上是北京客预订的。这些北京人忍受不了京城春节的那种冷清清的气氛，不惜携亲带眷，驱车几百里到外埠过除夕夜。另据报道，虽然北京市区仍然禁放鞭炮，可难禁２００４年春节全城的爆竹声。被采访者谈及违规燃放鞭炮的原因时说：因为年味不够。“爆竹声中一岁除。”上千年的文化积淀渗透绵延，就像挥之不去的烙印，已经成为民族世代相守的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现代人当然也不例外。
　　百姓呼唤年味。
　　不要忽视这种呼唤，“年味”不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