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
　　折射民间文化辉煌与尴尬
　　
　　“曾经，没有木版年画的春节和没有月饼的中秋节一样让人不可想象。可今天，木版年画已由家家户户过年的必备之物，变成偏远村民或收藏者研究者之需。这种承载民族文化与情感的传统民间艺术，不知不觉中已经淡出我们的生活，濒临消亡。”冯骥才感慨道，“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影响最大、文化含量最高、地域风格最为丰富的艺术品种之一，是中国年文化的典型代表，寄托着老百姓对理想生活的美好追求。”　
　　据冯骥才讲，中国的木版年画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而且在国外也备受青睐，欧洲一些国家上百年前就有人开始收藏中国木版年画。１９１０年，当时的俄国就曾在圣彼得堡举行过中国年画展；而去年底，俄罗斯又在圣彼得堡的农工博物馆展出了珍藏多年的２００多幅中国年画，它们是从欧洲各国收集而来。“中国木版年画在历史上的灿烂，令人匪夷所思。如今你在古玩市场上随便发现一块古年画印版，几乎就是精品，就是绝版。”冯骥才意味深长地说。
　　冯骥才说，正是因为木版年画的特殊意义，所以它才被列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最先实施的“龙头”项目。自２００３年初启动以来，预期两年的木版年画抢救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１２个年画主产地的调查、搜集、整理、制版工作已进行大半，有数万幅年画、近万块画版、数十种年画雕绘技艺，在抢救工作中“获救”。作为木版年画抢救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面世。在这套集年画之大成的文本推出的同时，中国木版年画信息库、各产地的年画博物馆也将陆续建成。
　　“非典压不住，春风吹又生。年画抢救工作虽然去年受到非典影响，但进度未减。这次虽然是中期推进会，但已有点收获的味道。这为我们整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了个好头。”冯骥才颇为满意地说。

　　目光转移
　　把精力转向民间文化
　　
　　冯骥才近十年突然把主要精力从小说写作上转移，走火入魔般地投入到保护文化遗产与抢救民间艺术事业之中，令很多人不解。
　　“我所关切的不仅仅是现代化冲击下的都市个性的存亡问题，还有文化的市场化、文化的传媒化、文化的趋同化以及纯文化的命运等等。我把这些大量的需要思辨的问题，视作当代文化人必须承担起来的最艰巨和最前沿的挑战。我喜欢把思想转变为一种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才有实在的成果。”冯骥才说道，“我近十年来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离开作家的视野，我注意到了在全球化语境中本土文化或者民族本体的尴尬，作为母体的民间文化转瞬即逝，民间艺术濒临艺绝人亡。因此，我关注于国民的精神问题。当然，不是从社会学角度，而是文化的角度，人类学角度。”
　　冯骥才列举了这样一些现象：各地历史民居在大批拆除，传统名称的街巷被开发商改成了“意大利花园”、“罗马广场”、“威尼斯小世界”；无数的民间老艺人在无声无息地逝去，随他们而去的是一种民间艺术的断绝；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村由南到北盖起的都是小洋楼，哪里还有中国的影子？
　　“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历史的一切创造作为一种文化财富！我们应该反省民间文化在一个民族里的意义。”冯骥才说，“在我们快速融入世界而文化重心发生倾斜的时候，如果没有‘唐装’与‘中国结’，我们从哪里去寻找心理重心？从这点上就能说明民间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有多大。一个地方流失了自己的民间文化，便会失去历史的根脉与精神；因为真正的历史是最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根本的性格和情感。”
　　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文化并不一定也是同步一体化的，相反，越是经济全球化，在文化上反而是全球本土化，日本人和法国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现代化高潮时都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抢救和保护自己的文化，日本人做的是“紧急民间抢救”，法国人是由马尔乐夫领导的“大到教堂，小到羹匙”全国性的文化大普查，现在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
　　冯骥才认为，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民族文化包括精英典籍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典籍文化放在书架上不用担心，但民间文化却在不断消失。“我完全可以以作家的方式来关心民间文化，将我的想法反映在小说里，就像当年写《神鞭》、《三寸金莲》一样，但民间文化的抢救实在太紧迫了，我宁愿投身其中，先把文学创作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也是文人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他说。

　　紧急呼吁
　　文化行为感动了国人

　　“通过我们这两年的工作和大力推动，学者们在媒体上不断地呼吁，我们的文化行为感动了国人，激活了学术，民间文化逐渐热起来了。两年前我们的工作是逆流而行，现在则是顺流而做。”冯骥才颇为激动地说。
　　据他讲，前些天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还来找他，说他们的新闻中心准备专门做一个为期一年的节目来宣传民间文化，当然也包括年画在内。台湾的一些访问团，包括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媒体，也很关心目前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进展情况。他们的工作和努力得到了广泛的回应。
　　当然，最令冯骥才欣慰的，是在他和其他关心民间文化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８日正式启动，并且这一抢救工程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被纳入国家民间文化保护的整体规划中，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正在加紧制定之中。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１０年，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是空前的。可以说，这次抢救工程不仅仅是对中华民间文化的拯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建设工程。
　　冯骥才说的没错，他们的举动确实感动了国人。拿他个人来说，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有感于现代化过程中民间文化的严重损毁，他毅然放下手中的笔，投入到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的艰苦工作之中。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他曾用３年时间，拿出自己几十万元的稿费，请１００余名摄影师，把天津老城“地毯式”地拍摄下来，并浓缩在画册之中。年过花甲的他，至今还拖着病体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路费还要自己掏。
　　“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非常强调社会责任感。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自身的问题十分紧迫起来。我想现在应该明确树立起一种时代的庄严的责任，我把这叫做‘文化责任感’。从近代史看，我国有很多具有这种文化责任的先贤。敦煌藏经洞被盗后，罗振玉、向达、姜亮夫、刘半农等一批知识分子到处奔波抢救这批流失的文化遗产。有的人还自费到欧洲的图书馆里把西方人弄走的敦煌卷子一字字地抄写回来。后来，又有张大千、常书鸿等奔往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保护濒临毁灭的莫高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问题较前一历史时期要严峻紧迫得多。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尽我们的努力，树立和承担这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冯骥才的话，铿锵有力。
　　他甚至认为，当代文化人的书桌应该搬到田野里去，“只有在民间中、在田野里、在大众的生活里，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厚和可爱，而且，这种感觉你都能呼吸得到。”

　　感慨万千
　　民间文化保护任重道远

　　“虽然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已开始有序进行，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感到很无助，面临的困难太多了。”冯骥才慨然说道。
　　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是处在困境之中，并且这种困难非常之大。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了，大批优美的、风情各异的、极其具有文化底蕴的古村落基本上是无人守望，被放置在那里等死。他说他曾经到福建的中国古印刷之乡，发现那里的印版只有一块了。当地人告诉他，那里的古印版已经被古董贩子淘了１０年了。而那些被淘走的印版，便是中国作为“印刷古国”的铁证。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正在大量地消亡，很多民间艺术面临着艺绝人亡的危险境地，而我们很多时候对此却无能为力。　
　　“拿拯救老城来说，你拍的老城的照片可能留下来了，你编的书可能出来了，但老城却在一片大开发声中很难留下。”冯骥才伤感地说，“我有时候内心的感觉很悲壮。我们倾尽了很多心血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它完成的跟你想像的并不一样。我原来为之呼吁和保护过一些城市古建筑，后来还是被拆掉了。”　
　　冯骥才认为，我们的民间文化是生活文化，大到一个古村落，小到一件绣荷包都是民间文化，但历史的转型期、疯狂的现代化和商人的金钱至上等，使得它们很容易被淡化或溶逝。比如黔东南地区的苗寨中有六个寨子已经不再说苗语，虽然他们过着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已经从文化上被汉化了。怎么汉化的？当地有３０万年轻人在江浙打工，他们回家时讲的是普通话，穿的是前卫服装，带回的是王菲、刘德华等港台明星的画片，那些没走出家门的人也跟着羡慕不已，纷纷拒绝再穿传统服装，纷纷讲起了汉语。再比如闽西地区的客家土楼已经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可是年轻人都往外搬，盖起了水泥房子，仿佛要跟过去绝缘。
　　“不少人问过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回答说，是经费。我已经呼吁好几年了，至今也没接收到一个企业的实际赞助。我们有很多企业可以花几千万去邀请皇马，花几个亿去搞选美，但就是没人来出资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我现在很孤单，得不到更多的支持。虽然民协有很多工作人员，但他们大多分散于全国各地。民间文化的抢救工程很大，需要行政、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除了国家社科基金提供的３０万元之外，我目前还没有得到更多实际的帮助。”言语中，冯骥才很是无奈。　
　　“民间文化今天可能被保护，但今后又可能消逝或者被旅游化。商品社会摧毁了人的精神，把人类感兴趣的东西都变为卖点，包括思想——只要引人注意。所以我现在做的，一个是尽力呼吁，第二是说服官员，第三是说服开发商。”冯骥才有些伤感地说。

　　忙里偷闲
　　写作仍是他的最爱

　　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上了，但忙里偷闲，冯骥才并没有忘记他手中的笔，还在时断时续地继续他所钟爱的文学创作。
　　近几年他还是出了不少的作品，文化批评、思想随笔类的有《紧急呼救——民间艺术拨打１２０》、《抢救老街》、《武强秘藏古画版发掘记》和《对话录》等，散文类的则有《巴黎艺术至上》、《倾听俄罗斯》、《乐神的摇篮——萨尔茨堡手记》和《维也纳情感》等。此外，冯骥才这些年还走南闯北举办了多次个人画展，出了几本画册，其中《名品·冯骥才》是当代著名画家出的系列袖珍本画籍，冯骥才的这本是其中一本，包括了冯骥才２００２年的一部分新作。
　　一直忙得团团转的冯骥才，何以抽出时间写出这么多作品？冯骥才的回答是：“时间都是挤出来的，看你去挤不去挤。我一般白天忙完事，到家就睡觉，然后起来吃晚饭。上楼听会音乐，内心完全平静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半夜１２点。”
　　新的一年对冯骥才来说，仍然会是极其忙碌的一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全国１５个省展开，他还将四处奔波，并摇旗呐喊。而且，现在他每个月都要接到上百封有关文化方面的告急信。此外，他还在《收获》杂志上开了一个名为“田野档案”的专栏，同时还会在全国数家文化类报刊上开文化随笔专栏。至于小说，冯骥才说希望能写一部，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
　　冯骥才说，他对自己在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方面的付出并不后悔，换个角度，这对他眼下和今后的创作而言，反倒是开拓出了新的领域。同时他也有个希望，那就是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有责任感的企业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出上一分力，哪怕只是助威。

　　冯骥才简介：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我国当代作家和画家。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专事摹古。“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家。1985年以后，其“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已出版中外各种版本著作百余部、画集多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主要作品有《珍珠鸟》、《高女人与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炮打双灯》、《一百个人的十年》等，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先后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深获好评，被认作“中国现代文人画”的代表。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