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
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
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狂妄、固执、刚直、清高、真诚……尽可以各种形容词加诸梁漱
溟，但在儿子的心目中，他就是那么一个平易、宽厚甚或脆弱的老父
亲。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
　　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
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二十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
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
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
来，是比较困难的。
　　而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
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
又从那里辗转去大同，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
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
“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
逃难的是堂姐培昭，去山东青岛。我后来从资料上知道，父亲当时正
在南京开会。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
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
庆，而我和哥哥却要被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
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
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哭。他们听
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要去四川。
　　这让父亲不忍，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
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却是哥哥在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
顾我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
　　在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把我
们带到南充，更多也是因为南充是继山东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
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又迁到北碚。
　　差点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便开始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
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
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
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他说自己到老还是
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
亲终于没有出家，为什么呢？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
起了变化。这一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
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蔡
元培校长请父亲到北大教书的事情人们说得比较多，我也就不说了。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
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
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婚也结了，家也
安了，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
家了。
　　父亲为我介绍对象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
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
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
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
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时间已到，但
是并没有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
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
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
是点头。
　　然后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
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是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
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
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她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
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
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
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今日可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
生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却是非常大。那
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
得不跟他划清界限。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
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又有界限又有联系。
　　所谓划清界限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
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当时就是周六周
日到他那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
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
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
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
运动虽然阻隔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是默契的。
　　很多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
于父亲来说，却是耕耘和收获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他陆续完成了《
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人心与人生》
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一个人老了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代。那时候，
父亲已经七十多岁。当时划清界限啊、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
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
有人遵守了。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轮流在下班后过去陪他一起住。
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他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
“固守着以前的习惯”。过去之后，我们就都放下自己的生活，他是
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而这正是我喜欢的，我就只好不听。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
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
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自己并不清楚，
在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回家。但是
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
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可是他对此有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医生为
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他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
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他觉得泻药虽
然并没有必要吃，可是他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泻药。
　　在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
培宽的电话，告诉了我父亲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
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因为也没有什么财产，也就说不上
什么遗嘱。当时对于父亲来说，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在他的弥留
之际，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
）保存。
　　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
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还保存在我的哥
哥梁培宽那里。
　　口述：梁培恕（梁漱溟次子，生于1928年，1948年参加工作，19
90年自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离休。）记录：陈远　
　　人物档案
　　梁漱溟　1893年生，广西桂林人，在北京长大。中国近现代史上
的重要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人，
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
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决定聘他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
　　192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此书
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并指
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使他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
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开始了与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
的工作类似的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1937年，他创办的乡村建设研
究院，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对当地的政治、风俗习惯、户籍管理
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他的革新思想和成功经验，在国内外形成
了深远的影响。
　　他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1988年去世，时年95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