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作为东夷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留存

　　儒家学说已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甚至成为某些秉持狭隘的华夷之辨论调者作为攻击华夏文明融合观的依据。确实如孔子所言，商沿夏，周袭商，或有损益，却主要是沿袭。但细究起来，儒家却并非当时周朝的主流政治思想，甚至不是传统夏文化的体现，其实儒家学说正反映了东夷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留存。
　　为什么能这么论断呢？因为我们知道东夷文化的核心则是仁义。先秦中又以所谓儒家之仁同墨家之义最为出名。孔子本人是商王室宋国君后裔，而墨子则是所谓宋鲁之间的平民。又传墨子先学儒，后以其繁琐而出。其实孔子倒也说过：礼，宁由简，不由奢。因此这两派后来虽然势同水火，但细究之下，却也是根系同源。
　　那么为什么说仁义是东夷文化的核心，而不是夏周文化以仁义教化东夷地区的结果呢。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周代正统文化黄老学说的道德经里面很少讲到儒家经常讲的仁义，即使提到了，也是作为贬义的词汇来描绘的。所谓失道而后仁，更是把仁义看成了大道迷失的象征。可见仁义并不是周夏文化的特色，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夏周文化教化东夷地区的结果。
　　其次，在战国百家的争辩中多以仁义为东夷的愚见而大加耻笑。而中国先秦以仁义而著称者有两位国君：一为宋君，所谓宋襄公高举仁义大旗，为楚所败，为天下笑；一为徐君，所谓徐堰王仁义而为周天子（穆王）所灭。这两位都在孔子之前，他们宣扬仁义自然不可能是儒家教育的结果。且这两位所在国家都是所谓根正苗红的东夷国家，一向为周王室所不喜。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仁义精神确实是早于儒家而存在的。
　　再研究一下孔孟之道的发祥地，更可明了那就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区域，虽然周灭商后设立了周公姬旦的鲁国和姜子牙的齐国以监督夷民。但齐国建立后因袭旧俗，迅速建立统治得以强大，最后为田氏所取代。可以说，虽然齐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确实起到了威慑东夷和逐步削弱借机吞并东夷小国的目的，但在文化上却很快的被东夷文化所同化，融合。只有鲁国建立后在当地实行全盘西化政策，但这也导致其花了较长时间才确立了统治，且由于教条僵化而为民众所不喜，因而原本作为嘉美之意的鲁字也增添了愚笨迟钝的含义。(旧名奄，鲁是周人后称的)
　　由于周王室奉行的是种族主义，因此西周早期的文化融合并不完全。正如徐王仁义而国灭的典故所表明，基于周朝的军事压力，东夷文化处于被压制的劣势。但到了东周春秋时代，频繁的战争经常是在周王诸侯之间展开，特别是周王室同姓诸侯间出于战争的需要而不得不借助于当地部族势力，使得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东夷文化得以重新抬头。例如齐国管仲的变法，就是改革了西周那种基于种族隔离的兵役制度，将原来只有本族国人才有的当兵资格扩大到了所有被征服部族，即所谓野人。这里的野人其实就是被齐国所征服的东夷部落。但春秋时代的诸侯争霸，也给许多东夷部族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例如秦国就从默默无闻的附庸一举而成为大国。
　　而身处春秋后期的孔子，身为商王族嫡系后裔，背负国仇家恨，又历经坎坷少年，虽然接受了正统的西周文化教育，却自然仍有着不一样的民族情绪和文化态度。对于种族意识强盛的孔子说来，即使出于表面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随口附和几句：吾从周也。可更多的是对自身文化意识的认同。
　　正如《论语*子罕第九》中的第九条：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所感慨的那样，他感觉自己将老而无所作为。更可佐证以《论语*微子第十八》中的第五条：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这里的凤历来被解释为比喻孔子，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是商王之后，是鸟族传人中最闻名者，其地位在当时人眼中犹有如耶酥之于耶路撒冷民众心中的地位。而且他那些出身于东夷的学生更是积进的东夷文化推进者。甚至有人评价《论语》一书其实恰如椰酥门徒编撰的《新约》一般，着重突出宣传的就是东夷文化。而且在《论语》一书中，为商王朝翻案的故事也有不少。
　　例如《论语*子张第十九》中的第二十条：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条就很有意思。名义上讲君子应该自重，其实却等于变相发难说，纣虽有过错，却并非如周族狄人宣扬的那么坏。只不过因为失去了王位，所以才被人白白的污了名声。
　　再例如《论语*八佾第三》中的第二十一条：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条更是可笑。宰我喜欢卖弄，一定把上课学到的东西原原本本的背了出来。孔子知道后一想，坏了，怎么能在鲁国的国君面前讲他们祖先的坏话呢，所以要辩白一下，结果让人感觉欲盖弥彰。众所周知，孔子向来不激烈抨击他人，所谓微言大义，就是用最轻描淡写的评价来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对此事使用了既往不咎，可想而知对周朝的整体评价是相当负面的。
　　当然，这也可能是孔子的刻意所为，说是既往不咎，其实也就反而证明了宰我讲的确实是实情，从而将周族狄人希望使民战栗的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军嘴脸暴露无遗。只此一句就将所谓武王伐纣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的谎言揭穿了。
　　再者说了既往不咎这一行为，通常只有受害人和执法者才能做，孔子又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发表这份既往不咎的宣言的呢？当时的执法者是周朝王室，孔子即使为大夫，也不过是个低级别诸侯小国的大夫，似乎达不到执法者这个层面。那么，他说既往不咎也只能是以受害者的代言人的立场来说的。对此立场，世人恐怕无法反驳，毕竟他是商王后裔，所谓公认的圣人之后。因此由他代表商族及东夷人来宣布对周武王及周公旦等人的赦免令确实还是有资格的。否则以他这样强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着强烈本位意识的智者，绝不会发出远远超越于他自身地位的这种僭越言论。
　　说起来，孔子还是蛮痛苦的，既然身为商王后裔，所谓公认的圣人之后，却无权无势，甚至为政府所忌讳，除了要考虑言辞有没有犯禁，更要为自己的传统文化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机会。在那样一个乱世，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推广教育。作为被征服者的东夷部落在被剥夺了自卫权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因此通过教育来维护传承并将东夷文化发扬光大成了他最重要的选择。与此同时还时不时的通过对仁义精神的宣扬，试图减轻对民众的压迫，甚至谋求比较有力的政治地位，实现其复兴商王朝的政治理想。可参考《论语*阳货第十七》中的第五条：子曰：夫召我召，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同宋襄公具有一样的悲剧意义。而这也是人们所探讨的，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却始终在商夷旧地打转，并没有跑太远的民族大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