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必须对贪污腐败的巨大危害保持清醒的认识。秦商鞅，西汉董仲舒，东汉王充、仲长统等思想家，都反复指明了贪污腐败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侵蚀的严重性。事实上，秦末的腐败流行与兵役、徭役等急政一样，都是秦“二世而亡”的关键因素。即使是社会经济没有接近崩溃边缘的西汉和东汉后期，也由于官吏的贪污腐败和横行不法，直接造成了民众对现政权离心离德的社会大危机，并进而分别演变为王莽代汉和东汉在张角起义、董卓专权、军阀混战等事变冲击下走向瓦解。显而易见，为了尽可能避免发生伴随王朝覆灭而来的巨大社会震荡和破坏，统治者就必须始终对贪污腐败的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戒，坚持不懈地抓好反贪工作。
　　第二，构建严密的监察机构是反贪有效进行的必备前提。秦汉反贪的主要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以很大的精力投入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完整系统的监察网。东汉时定型为：中央尚书令、御史中丞、御史，州刺史，郡太守（兼）、督邮，县令（长）、廷掾等，并配备有相当数量的监察官员。实践证明，当王朝整个政治大环境比较健康的时代，这套监察机制确实收到了澄清吏治的好效果。但也存在着较明显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不彻底。例如太守、县令既是地方长官，但他们同时也为辖区的最高监察官，都是集地方行政权与监察权于一身。历史经验证明，监察权不独立，特别是行政权对监察权的支配，在本质上对监察的运行是极为有害的，依赖这种体制根本不可能防范、制止吏治的腐败化趋向。
　　第三，反腐败的主要武器只能是法律，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秦律》开始，就继承了战国法治文化的优良传统，规定有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官吏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对贪官污吏有着强大的震慑力。此后的《汉律》也基本继承了《秦律》的精神，并有意识地加大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西汉武帝朝、东汉明帝朝都是如此。此外，两汉在通行法律之外还规定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污腐败行为予以惩治，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情况则时好时坏，像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等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必依，既不以贵、官抵罪，也不因功废法，保证了法律在反贪领域中的权威性。但更多的时候，法律受到了皇帝、贵戚、宠臣们的破坏，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强调人治的儒家理论导入汉代法律之中，有罪不罚或同罪异罚的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八议”大行其道，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吸取。
　　第四，官府直接经营工商业，易滋生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官员直接从中损公肥私，而且表现在他们往往会与商人共同勾结，出卖经济情报，或故意贵买贱卖，以此谋取一己私利。同时由于官吏直接经营工商业，也会严重败坏官吏的形象，毒化吏治空气。汉武帝朝之所以在强化反贪力度的条件下仍难以有效控制贪污腐败的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府经商政策。王莽新朝吏治迅速腐败至不可收拾的程度，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第五，统治阶层奢侈享受的不正之风，是贪污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因为不论在任何一个政权中，官吏的合法收入总是比较固定和有限的，而奢侈享受就像无底洞一样，永远也难以得到满足。如果奢侈享受形成风气，许多官吏便难免会走上贪污受贿、谋取不义之财的绝路上去。西汉、新莽、东汉中期的数次腐败浪潮，也都与由皇帝、外戚带头掀起来的奢侈歪风有关。倘若奢侈无度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即使再怎样加大反贪力度，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六，民众在反贪中要有发言权。秦汉反贪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在制度上保障民众有参与反贪、揭发贪官污吏的权利。两汉都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东汉时还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做为陟黜官吏的主要依据之一。当时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就是在民众的揭发下败露的。
　　范学辉　于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