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安 无事,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定夫家有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 的“不法罪行”,姨妈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 她为儿子王益胜定了一个很高的培养标准,花费不菲,这时只能 把原来的房屋出租,自己和儿子住到一个十分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她 还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早班,卖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场工资加在一起,也够他们母子两人生 活了,但姨妈又特别讲究排场,希望能在一些交际场所,尤其是原来 富贵亲戚间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头发不是国际饭店就是南京 理发店,标准降不下来。这样,经济就十分艰难了。人们无法想象这 个在清晨的昏暗中包着头巾、衣衫草草的劳动妇女,下午将会步履高 傲地踏进南京路时装公司或德大西菜馆。 有时,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会说:“上个星期天下午三时,我 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个灰包。” 舅舅惊讶,“是啊,我去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那天要与乔莎去红房子,我先去国际饭店底楼烫发,头顶罩着, 怎么叫你?” 听到这种对话,祖母总会给我妈妈使一个眼色,却又不说什么。 但有一点心照不宣,只要姨妈在,所有的人都不会提到菜场。等 姨妈走后,祖母、爸爸、妈妈总会充满同情地感叹很久。尤其是祖母, 姨妈最崇拜的女性,必定在任何细节上袒护姨妈,说:“一个女人带 着儿子苦熬,太难了。” 爸爸那次虽然讲了好胜的话,其实还是被姨妈的警告震动了一下。 他明白确实不能无视乡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别。但他太忙, 正急着回乡张罗搬家,想来想去,只能挽托安徽的叔叔请假到上海来, 监督我温课。 叔叔知道,无论是搬家还是升学都是大事,正在思虑自己怎么出 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爸爸回乡去那天还是不放心,千叮万嘱。我却当着叔叔的面用大 人的口气与他商量,“爸爸,搬家时别忘了把伯伯的那个书箱搬来。” 爸爸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那个箱子,却又觉得那都是一些陈年老 书,不值得整个儿搬来搬去,便说:“箱子太大了,这次行李又多, 你就说要带哪几本吧。” 我说:“尽量都要。《史记菁华录》、《世界名作选》、《芥子 园画谱》、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还有,我正在练的颜真卿字 帖。” 我故意有点炫耀,为的是向爸爸说明,一个每天给人家记工、写 信却从来不温功课的孩子,反而能接触不少书。 叔叔笑了,看了我爸爸一眼。 我转身对叔叔说:“还有一部《石头记》,妈妈说这就是你最喜 欢的《红楼梦》,但我看不懂。” 叔叔收住了笑容,又重复了几年前在乡下给我说的那句话:“这 书你不要看,太悲苦。” 爸爸回乡搬家去了,叔叔倒不太在乎我温课,只领着我在上海各 处走走。他觉得这门课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会说:“这儿外公领我来过。”叔叔听到这话很 警惕,立即问:“他给你说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错了,不应该在 叔叔面前提外公。 □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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