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其实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记得在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余、 朱两家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他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非常敏感, 直接联系到了他已经偷偷接触过的阶级斗争学说。土改时,叔叔是工 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间,严格说来 是横亘在叔叔心间。 去年暑假我跟着外公来上海玩时,叔叔也来过几天,有过一次见 面。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去看看。 ”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民 广场。” 我连忙问:“为什么过去叫跑马厅?”在小孩听来,“跑马厅” 比“人民广场”来劲多了。 外公正要解释,叔叔正色道:“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 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来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见不得面。一见,刚刚还在说笑的叔 叔就会严肃起来,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也会一 脸沮丧,似笑非笑,真像过去确实罪大恶极一样。 后来我在很多次政治运动中经常会想起叔叔和外公见面的情景, 领悟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种扮演。双方一旦 扮演就无法沟通,越是无法沟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时间一长彼此都以 为是真的,再也无法撤退。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没有警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 在外公一边的,觉得外公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么 复杂。让人费解的倒是叔叔自己:为什么对外公这么警惕,对我妈妈 却那么尊重?还有,外公说的“跑马厅”被你说成是“旧社会剥削阶 级的名堂”,那么你喜爱万分的《红楼梦》也不会是新社会的名堂吧? 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福州路一家旧书店的门口。叔叔说:“这 个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时间耗在这里。”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走进了店堂,他还在解释:“全是旧书,比新 华书店更有价值……”他见我不声不响,便低下头来看着我,而我完 全是一副被什么震傻了的模样,只是两眼发直地叫一声—— 啊,书! 这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巨大的 敬畏推拒着我,又有一种巨大的吸力拉拽着我。 叔叔觉得我的发傻一定出自一个乡下孩子的大惊小怪,便用一个 具体的书目打断我:“你说你正在练颜真卿的字帖?这好,我也给你 买一本吧。” 这很有效,我从发傻中醒来,心想叔叔怎么也会看重书法?这可 是外公的强项,让我练颜真卿,也是外公的意见。叔叔引我到碑帖柜 台,请营业员找颜真卿。那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他一下,说: “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 “多少?”叔叔问。 “九元,这是叶家的藏品。”营业员说着已把那个帖子拿了出来。 叶家?我长大后还曾经回忆到这个细节,是叶楚伧家,还是叶恭 绰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常识随口吐出,可见上海 是有一些惊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罩住了。老年营业员这种轻描 淡写的口气,真不知要比那些大声嚷嚷的推销者高过多少气势。上海 给人的压力,就在这里。至少在当时,即便在上海长大的叔叔也失去 了追问哪个叶家的勇气。 □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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