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营业员递过帖子后就走开了,在柜台另一角翻动着一些书籍, 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着这边。我猜,他这样做,是要表现出一家大店 对顾客随意翻阅的尊重,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上海气度,既让人佩 服又让人生气。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台外沿,让我一起看。封面上直书一排 字:“颜真卿书祭 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每次给我写信,署名前的 字都像 这个,用女字边,现在报上说,北京的语言学家有了新规定,写竖人 边。” “那我下次一定改写竖人边。”我立即响应,却又提了一个问题, “颜真卿祭侄,他侄儿比他先死吗?” 叔叔说:“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别人的祭侄文稿,请他书 写。”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一对当代叔侄在这样猜测着一对唐代 叔侄,有点好玩。 他扪了一下嘴,双手已经打开了帖子。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的手 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见过 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续,涂涂 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问一 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 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 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 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 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 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好多薄 本,他极为熟练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然后用大 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 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 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 含糊的三个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 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 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 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 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 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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