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妈也下楼了。 她嫁到余家后很少下楼,因为余家这房子与朱家完全不同,没有 围墙,没有院落,没有门廊,任何人一伸脚就走了进来,而房间又那 么小,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角落,因此她一般生活在楼上。她下楼先 是受人之请,后来则完全是主动的了。 以前是乡亲们来请她写信、读信,现在来请她的正是那些刚刚有 了自由的小媳妇,她们想请妈妈教她们识字。 她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 音,活像喜鹊的叫声,于是我家全成了喜鹊窝,整天叫声不断。 作为争取我妈妈时间的代价,这群喜鹊都争着抱我。 前几年我回乡时一路遇到的老太太都说抱过我,把跟着我的朋友 们吓了一跳。我则在心中自语:喜鹊老了。 我的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当时还十分年轻,回乡探望祖母时就被 这群喜鹊团团围住,除了小媳妇,还有更多没结婚的女孩子。我想, 这与叔叔玉树临风般的外表,多少有点关系。 “看你们,成天唧唧喳喳,还嫁得出去吗!”叔叔笑着说。我猜 他当时可能也曾动心,是否找一个同乡姑娘成家,可惜乡下姑娘结婚 太早,而他又来去不便,两头等不着。 由于叔叔,乡村开始演戏。叔叔找来剧本,请村里一个外出闯过 码头的老人家指画唱腔和动作,由我妈妈带着几个女孩子做戏装。 先演《碧玉簪》,再演《借红灯》,像模像样,观者如潮。演出 地点就在祠堂,点着一盏汽油灯。演员都是本乡女青年,男角色也由 她们演,演唱中间还与台下的乡亲打招呼。 多年后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记者问我 最早的观剧经历,我说在乡村祠堂,我坐在台上看,睡着了。扮演李 秀英的女孩子唱罢“三盖衣”后就把那件衣衫盖在我身上,怕我着凉。 盖完以后,回身又唱。 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他自己回乡探亲住在家里时进进出出 也都哼着一种曲调,却不认真,有一句没一句。 我问妈妈:“叔叔在哼什么?” 妈妈说:“《红楼梦》。一本很重要的书。他哼的是越剧《红楼 梦》。” 那天叔叔有空,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课外读过什么书。我报了几 本,就问他:“我能读《红楼梦》吗?” 他好像吓了一跳,眼睛一亮,然后又摇摇头,说:“别去读。” “长大了再读吗?”我追问。 “长大了也不读,那书太悲苦。” 与女子们相比,乡间男子逊色多了。尽管来来往往的“工作同志” 以男性居多,但乡间的男子老实怕事、沉默寡言,认字比姑娘们慢, 看戏只知傻笑。更麻烦的是,小伙子里出头露面的大多是那群无赖子, 也就是那个恶婆婆雇佣来企图砸船的那些人,游手好闲,说东道西, 让人厌烦。 又不知是谁的发明,乡村间在整治恶婆婆后,又发起了教育“懒 汉”的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又妙趣横生。 “懒汉”这个称呼在这里,并不是品德定性,而是一个落后社会 的结构性赘余,近似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边缘人物”,只是这个边缘 地带十分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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