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汉”不是坏人,因此整治他们就得客客气气。他们每一个都 有逗人之处,使得整治过程一直夹带着笑声。 整治“懒汉”的主要办法,是开一个个语气温和的“帮助会”。 本来自土改之后,乡间开会就多,“懒汉”们历来最喜欢在开会过程 中插科打诨、制造笑料,因此这次为整治他们而开会,他们一点也不 怕。“看谁治谁呢。”他们心里一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变得有点不妙。会上不是规劝,不是批评, 更不是勒令劳动,而是帮助他们算账。一年要吃多少粮食?粗粮多少? 细粮多少?这些粮食来自何处?年老的婶婶靠纺纱能贴补他多少?多 病的舅舅靠打鱼能救济他多少?一年中饥饿的时间有多长?过冬时能 穿的衣服有几件? 过几天还有会,讨论他究竟能干哪些农活,或者能做农活之外的 哪些事情。更要命的是,终于讨论到了他的成家打算,那么多大婶大 嫂一起与他盘算成家费用,而满屋还有那么多未婚的小伙和姑娘在笑 眯眯地旁听…… 这就是新政府“群众工作”的过人之处。入情入理之间,民众发 动起来了,全村参与进去了,快速构成了一个荣辱分明的舆论结构, 连再洒脱的人也不能不在乎。算了几回账,“懒汉”这个概念也渐渐 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如果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懒汉”,他们一定抗拒, 但是,会议间的用语是那么婉转:“大家要为懒汉找出路”、“懒汉 也有可能变好汉”……是啊,懒汉、好汉一字之差,都是堂堂汉子, 让他们叫去吧。 总之,才几个月,这批平时优哉游哉的活神仙,在精神上已经一 败涂地。 但是,在为他们找活儿干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了苦恼。他们能干什 么活?村里能留给他们什么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使事情出现了 整体转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停止叙述,加一段议论。现在有一些历史学 家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我觉得有 欠客观。世人皆知,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农村的 “包产到户”,这无疑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并不能由此感叹“早知 今日,何必当初”。 不管我以当时小孩的眼光还是以今天成熟的眼光看去,都会觉得 合作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之计。因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土地,就此 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生产秩序。有了分工,有了调配,有了跨家跨户 的渠道建设和农具购置,随之也有了让大家学习和实践每个生产环节 的可能,连“懒汉”们也都有了适合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各家 的孩子不必分头放羊割草了,因此也有了上学的可能——我小学的同 班同学就是这样聚集起来的。正是这种可能,使以后的一切社会改革 有了可能。 也许高层领导者们有太多极端理想化的追求,后来在这件事情上 确实也推进得太快、太急、太大、太粗,渐渐脱离了实情和人性,产 生了很多不良后果,但在合作化之初,那几乎是雪中送炭,为大地保 留了最低的温度。 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里那个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 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这个男孩子就是我。 □ 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