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２０００年，法院的法警才在青海抓住了肇事司机朱银友。朱银友身无分文，但他拿出了购车保险单，交给了交通大队。按保险单上的保额，保险公司最高能赔５万元。张立军心想这保险额连同那辆肇事白色面包车的价值，这回有希望拿到赔偿金了。于是，他随朱银友拿着保险单到北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索赔。但人家拿过保单一看，说这不是北京的保单，是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下属一家营业公司开的保单。经查询，方知１９９８年该公司在北京中保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前后也就一个多月，弄了些保费走掉了。北京的中保公司还告诉了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的联系电话。打电话一问，人家承认有这回事，但说办保单的那个机构解散了、那些人都不在了。但明眼人知道这不是理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这保单是你们中保公司的。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来到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但对方说那张保单的有效期是一年，现在已经失效，即使有特殊情况需要履赔，也须由车主李秀华经办。可车主不在呀，连影儿都找不着！很显然，保险履赔是没希望了。一行人毫无办法，一脸的怨恨，一脸的沮丧。最令他们不解的是，外地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易地到北京来开办保险业务呢，这样做履赔能有什么保障呢？！
　　保险履赔的路看来被堵死了。张立军心想先将那辆白色面包车卖了吧，那１１万元的赔偿金能先拿回一点算一点。回到北京，他去找交通大队，说明来意。但交通大队的说法让张立军一下又傻了眼：凡交通大队扣押的车辆，按规定每天须交纳３０元的存车费，那辆白色面包车已经被扣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须交给交通大队的存车费少说也得两万多元吧？可那辆白色面包车买的时候车价也就是４万余元，加上折旧，扣除交通大队两万多元的扣车费，这车还能卖几个钱呢？
　　无奈之中，张立军又找到法院，要求进一步对车主李秀华强制执行。但接待他的法官说，不是去过一次了吗？他人不在，我们也没办法。你能找到他吗？找不到怎么执行呀？
　　张立军一听，如鲠在喉。他从没打过官司，从不知道打官司这么艰难。自己是打赢了官司的呀，可执行起来怎么这么难呢？张立军怎么也想不通。
　　时至今日，张立军打赢的官司仍搁在那里，能否执行遥遥无期。判决书上那白纸黑字写的１１万余元的赔偿金，张立军仍一无所获。女儿车祸致死花去的那笔巨额救治费、丧葬费，至今仍分文无补。
　　人到了倒霉的时候，真的是一路不通便路路不通，干什么都不顺啊！
　　丧女的痛楚，打官司不断奔波的辛苦，索赔不成带来的无尽烦恼……这一切的一切几乎是席卷而来，一股脑儿地落到张立军和刘俊玲这对中年夫妇身上。他们感觉自己眼前的生活一如雪上加霜，异常灰暗、冷入骨髓；自身的伤口像被谁又撒了把盐，阵阵抽搐、疼痛难忍……
　　我是在马秀魁和余小云的热心帮助下才采访到了张晔的父亲张立军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采访完他们俩，便提出请他们帮助与张立军联系一下，讲明我的意图。我若自己找张立军，怕太冒失了，希望让马、余两人同张立军事先沟通一下，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毕竟他们仨人都是好朋友，自打张晔出事，马、余俩人为张立军奔前忙后，直到现在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索赔的事奔忙操心。
　　腊月里，北京的天异常寒冷。寒风冷嗖嗖的，不时裹挟着混浊的尘埃，在孤寂落寞的胡同里蹿荡，让人感觉到人生的几分凄凉。
　　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现在居住在宣武区距离长安街不远的一个大杂院里。这处约莫二十来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是刘俊玲的嫂子暂借给刘俊玲住的。
　　痛失张晔这唯一的一个孩子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俩宛若惨遭严寒摧残的庄稼，原本生机勃发、挺拔昂扬的头颅一下全蔫了下来，精神的支柱几乎全垮了。
　　尤其是刘俊玲，面对女儿的突然离去，多少次她都哭得死去活来，多少个日日夜夜她都以泪洗面、噩梦重重。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女儿、那眼看着就要上大学的女儿忽然间便没了身影，永远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只要一回到南郊自己那套原本与女儿朝夕相处的楼房里，她便精神恍惚。她一会儿觉得女儿正在水房洗脸，那洗漱的水声清晰入耳。一会儿，她又仿佛见到女儿在写字台前学习功课的身影，灯光下女儿那熟悉亲切的身影历历在目……这样的错觉日夜出现，让刘俊玲一直精神恍惚，似梦非梦，亦真亦幻。这种状况连续不断，使得刘俊玲无法自已。往日贤惠利索、精神清爽的她忽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只要一回到屋里就时常发呆，寝食不安，神经兮兮的，精神几近崩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挥、挥不去，赶、赶不走，不仅使丈夫张立军日夜担心，就连刘俊玲自己也不免害怕。亲戚朋友看她这个样子，也都伸出关爱之手，劝他们俩不如暂时离开那个环境，到外边散散心。夫妻俩一商量，觉得在理，便搬到市中心的这处简陋狭窄的平房来了。春节的时候，夫妻俩还应表姐之邀到河北保定一带散了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