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培育和尽快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陈清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金融危机重灾区国家不同,我们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期,凭中国巨大的内在需求、凭中国金融系统较稳健的状况、凭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凭连年20%以上速度递增的财政能力,以及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眼前的危机转化为机遇。把危机转变为机遇,在产业和企业层面最重要的是利用危机的倒逼机制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在基本面尚好的情况下,面对严重的经济下滑,政府政策必须兼顾短期效益和长期效果。就是说,政府以大规模投资抑制经济下滑的措施,必须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发展后劲;政府的投资要产生乘数效应,引导和调动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投资,防止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首先启动基础设施投资,风险较小、来得较快、能发挥应急作用,但经再增长必须有稳固的产业增长支柱,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培育和尽快启动若干新兴产业,替代增长乏力的领域,形成新的产业投资和消费热点。 一、传统的产业增长支柱正进入调整期 较长时期以来,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是工业,其中钢铁、造船、纺织服装、一般加工组装、家用电器、轻工、有色、建材等产业发挥了较大作用。在这些产业中的持续大规模投资,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生产能力大多处于过剩状态。在国内需求无法消化的情况下,对外需形成了很强的依赖。市场的急剧紧缩,使产业结构的矛盾充分显现;经历这场危机,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结构也很难再恢复。在国内外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短时期内,这些产业能维持原有市场规模已实属不易,很难再吸收大量投资和扩大销售。相应地也很难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必须看到,在金融危机促动下,这类产业已经进入了调整期。而这一调整恰恰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所必需的,经过一轮大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才能为新的崛起注入动力。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没有经济驱动力这一过程几乎不可能实现。较长时期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掩盖了很多矛盾。经济回落,市场约束增强,两极分化进程加快,形成了强大的结构升级的倒逼机制。使产业和企业在顺利时看不到、想不到、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现在看到了,想到了,也可以做也必须做了。 这一轮调整,主要的是:第一,改变结构性低效率。在很多产业,中国总的生产规模虽然已经很大,但单个企业规模不经济、专业化分工不充分、生产组织方式落后等问题仍然是制约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很多产业的生产能力布局分散,长期在低层面处于同类、同档次产品的恶性竞争状态。一些企业主业不突出、辅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有些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还没有改变;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些企业达到了一定生产规模,但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匹配,没有取得高效益。提高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客观上需要经过一轮并购重组过程,提高产业集中度。深化专业化分工,优化产业生产组织模式,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第二,淘汰落后产能。在需求特别旺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环境监管不到位和地方保护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长期维持拼资源、拼价格、无视环境的生产。中国很多产业的产能是在很低的起点上起步的。单位产出品的能耗、资源消耗、产品质量、污染物排放、生产安全保障等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在相对成本上升、环境监管趋严,特别是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已经很难继续生存。此时,对那些落后的生产能力不应再用“输血”的办法实施挽救,而应继续执行能耗、资源消耗标准,严格市场准入;继续加强环境监管,淘汰高污染产能;继续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价税改革,通过市场力量淘汰低效产能。从而促使那些丧失竞争力的企业或抓紧技术改造、或调重整经营结构、或转产其他产品,或通过重组将有效资产转让,收回资本。 第三,向产业深度发展,由做大转向做强。钢铁、造船、纺织服装、家毛、轻工等领域中的很多产品,我们不仅生产能力世界第一,而且市场占有率也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然而“大而不强”是我们很多产业致命的弱点。 何如美国人穿的鞋70%以上是中国企业生产的,日本人穿的衣服75%以上是中国企业做的,在量的扩张上还能有多大空间?但是,在实物量已经做到极致的同时,我们在价值链上却始终处于低端;在这次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传导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三来一补、两头在外,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没有自己营销渠道,完全靠订单“吃饭”的企业。这场危机正逼迫中国众多产业由专注做大转向做强。实际上,中国企业在为他人打工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一般加工制造技术和管理能力、有了原始积累,而且了解了所在的产业链分工格局、技术发展趋势、竞争形势,逐渐具备了向产业深度发展的条件。重要的是使企业的软实力与生产规模相适应。为此,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着力提高设计研发能力、实施品牌战略、创新营销模式,向产业链中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这里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有无限的空间。 二、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支柱 我们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经历这场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增长机制和增长结构都不可能再回归原点;相应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结构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这场危机不仅使中国快速增长中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的多矛盾充分暴露,而且形成了助推产业升级的强大外部力量。 面对危机的形势,可以有两种思路、两种结果。如果为保增长,政策关注点仅仅盯住原有的产业增长支柱,大量使用“输血”的办法挽救那些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产业和丧失竞争力企业,力图保持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将错失难得的结构调整的时机,为后续的发展埋下隐患。如果抓住时机,加紧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更具前景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并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那么危机的形势就将造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效果,为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 目前,一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景已经明朗;经多年积累,我们在技术和产业化上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相应的市场需求不断积累、旺盛的消费前景已依稀可见;加之外部和内部经济驱动力已十分强劲,这些条件为制定和实施产业振兴规划,培育一批新的高技术、高增长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创造工非常有利的形势。例如: (1)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新的突破,加快数字化中国建设。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完整,规模巨大。2007年增加值占GDP5.27%,到2008年9月电视机拥有量超过4.7亿台、移动电话超过6.2亿部、因特网用户超过2亿家。在第三代无线通信(3G)、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等信息领域,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量前期技术准备,正处于升级突破、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重要的临界点。如果国家及时启动这些领域的产业化进程,不仅可以引导每年几千亿的企业投资和几千亿的居民消费,而且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快国家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跃入世界先进行列。 (2)在能源、需求放缓的时候,加大超超临界高效火电站建设,积极发号是核电、适度发展风电、光伏电源;大力发展节能技术、推广节能产品;大力开发先进环保产品,加快重要环保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构成每年几千亿的社会投资和消费,而且有利于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3)选择一些城市进行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就传统汽车动力,我们与国外有很大差距;但就油电混合动力、全电动等新能源、汽车而言,差距却没有那么大。在科技部组织推动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汽车在奥运会已有部分试用,目前中国高能动力电池达到了国际水平,成了中国的一个强项,每年已有批量动力电池和全电动汽车出口。有迹象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存量包袱相对较小,在汽车新动力方面有可能实现一次超越。 新兴产业的振兴需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1)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应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其有先导性,体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努力可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能形成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最终消费;三是有较大的产业规模,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四是产业化条件比较成熟,具备立即启动的条件。 (2)一些重要新技术产业化的一个前提,是制定国家标准或选择国际标准,为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规制和接口。如地面数字/高清电视国家标准已于2006年颁布,3G系统TD-SCDMA标准已经经过近一年的商业使用,第三代移动通讯已向运营商发牌,手机电视国家标准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等待后续工作。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也必须有相关标准的支撑。 (3)打破垄断和分割,为新兴产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如三网合一、手机电视、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化和大规模应用都涉及按传统分工的壁垒和障碍。要加快改革,完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监分离的管理体制,打破部门利益,加强国家层面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消除新兴产业在跨政府部门、跨厅业、跨地区领域发展的体制障碍。 (4)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扩大民间投资准入领域。政府投资来得快,对抑制经济快速下滑有重要作用,但要防止“挤出效应”。以政府有限投资调动和引导企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恢复经济增长的基础。民营资本有很高的投资热情,除国家规定禁止进入的领域外都应允许民间资本公平地进入。 (5)制定和实施产业支持政策。一些高新技术在产业化初期处于弱势,离开国家的政策支持难以快速成长。应进一步落实国家科技发展纲要配套政策,特别是有关科技投入、税收激励、政府采购等政策。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灾难,一些产业想以“冬眠”的姿态“挺”过去,或仅从战术角度设法“应对”,或束手等待国家“求援”,这些都过于消极了。重要的是要对形势有清醒判断,以前瞻性思维、以进取的姿态,发现机遇、利用机遇、实现超越。他人自顾不暇,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快速追赶、缩短差距,甚至后来居上提供了机会。经历这场金融危机,如果传统产业能完成一次大的调整,并实现结构升级;如果能成长出一批新兴产业,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成为新的严业增长支柱,那么我们就将成为这场金融危机的一个赢家。 我们应当有一个总体判断:只要把握得当,机遇大于挑战。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产业和企业以怎样的理念、怎样的精神状态,做出怎样的决策和行动,将决定自己的未来。
——摘自《30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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