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从来都存在。我国近年来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我们面对的资源约束要大于那些资源禀赋条件好于我国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资源消耗强度是不同的，大体上呈倒U型分布，上升速度较快的是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虽然一些年来能耗技术指标是下降的，但由于高耗能产业比重增大，总的能耗水平还是上升了。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又难以超越，体制政策环境则是改进余地最大的。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处在相同行业，面对大体相同的发展条件，企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程度可以差别很大，主要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政策环境有相当大的不同。
    关于资源和环境约束，有一个认识上的方法论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身的资源、禀赋并不是能否发展、发展什么、以多快速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国际国内，都不乏资源、禀赋条件不好，但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例如，日本、韩国基本没有石油和铁矿石资源，煤炭资源也很少，但发展起了在国际上竞争力领先的钢铁和汽车工业。相反，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却缺少发展活力，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捧着金碗要饭吃”。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学说，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开放条件下的资源流动，大大缓解了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资源的品种、质量、可利用程度等，与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以能源为例，煤炭、石油等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电力、核能的出现和使用，也只有100多年和几十年的时间，还有一些新能源时间更短。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际油价高企，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进度加快了。今后几十年、上百年还会有哪些新能源、出现呢？潜力应该是很大的，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较为乐观的预测和估计。所以，在人类智慧面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从一个长时期的战略眼光观察，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应有科学的认识，悲观是没有理由的。
    讲积极乐观态度与讲紧迫感不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紧迫感，首先是在其他条件不改变或改变不大的情况下，短期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量迅速上升，使我们不得不承受巨大压力。更紧要的是，这种压力是在大量该做、能做的事情未做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我们把鼓励节约、环保的措施都采取了，把有利于节约、环保的技术都利用了，有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摸式，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相对于自然条件和技术的约束，我们面临的思想观念上的约束、体制和政策环境上的约束要大得多。这是当前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的实质所在。
    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的出路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创新。要探索和逐步建立适应当代科技发展潮流和国际发展方式调整趋向，同时也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对此必须作出多方面的努力。要切实解决好发展理念的转变问题，把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要从各自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节约、保护环境规划，重点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要充分发挥价格在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中的基础性作用，该放开的要放开，需要政府定价的也尽可能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对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的社会性管制；要加强资源和环境领域的研发活动及其成果推广，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科技进步过程中，优先发展那些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要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积极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摘自《30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