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当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处在一个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有些专家对重化工业的提法有不同意见，包括我本人也不主张片面强调重化工业。在此只是指出了重化工业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特点。目前，我国的重工业比重达到了70%，特别是2002年开始，重工业在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2003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制造业对整个GDP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制造业可分为重制造业和轻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有16个百分点来自于轻制造业。从新兴工业化国家走过的经验来看，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从轻纺工业起步，进入重化工业的中期阶段，之后进入后重化工业阶段，最后进入知识经济阶段。日本在1955年至1975年实现了重化工业战略，后来也面临很多问题。1955年，日本的重工业的比重是45%，到了1970年，重工业自比重达到了62%。而联邦德国1950年是61%，1970年达到了64%。从英国、美国等国家可以看出，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工业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总体上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一个中后期阶段。对于重工业比重的提高，我们最重要的是其形成机制是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比重比现在还要高，但那时实行的一个战略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学苏联模式，重积累轻消费，在产业结构上出现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十分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1979年，我国工业化战略思路发生转变，就是实行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消费结构的升级，就成为影响工业结构内部变化非常重要的因素。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看，基本上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结构的变化导致了GDP总量的增加。
    从结构上来看，1986年我国的制造业、工业部门，增加值居前几位的是纺织、化工、烟草、石油和食品五个行业，其中有三个与居民的吃穿密切相关，那时的消费结构是为解决吃穿的基本需求问题。2003年至今，该结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在工业增加值排序的前五个行业当中，第一是计真机、通讯设备制造，接下来的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然后是包括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工业。这五个行业对应消费结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由吃穿向住行方面的升级。总体来看，我国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与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相比，有所不同，带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和新技术特征，主要体现在重化工业发展的同时，电子通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此带有明显的新技术条件下的特征。这是我们和新型的重化工业国家相异之处，既有重化工业的发展，也有电子及通讯设备的发展。
    从不同产业来看，在中国的产业当中，出现了一些带头性产业和高增长产业群。决定于带头性产业的主要是三个因素，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直接相关的产业，比如房地产、汽车制造，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产业，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一些产业，如电子通讯产业。在高增张产业群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带头产业。带头产业的产业链非常长，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一批高增长产业群。
    目前我国这种结构性的因素使得内生的经济增长机制非常强。这样一些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我们既要看到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强这样一个好处，同时也要看到并分析有此引发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为短期风险和长期问题两类。所谓短期风险就是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的风险加大，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投资带动投资。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重化工业战略时期，投资带动投资非常明显，上下游产业链非常长，上游的投资带动下游的投资。第二是重化工业本身具有自膨胀、内循环的特点，重化工业本身在产能扩张的同时，产生了比例较大的对自身产品的需求。比如钢铁产业，在其产能扩张时，对钢铁产品本身需求也很快，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产能的扩张。
    我们初步判断，像钢铁行业，它的自膨胀、内循环的量大概在20%—30%左右。在产能扩张时期，对自身产品的需求产生了，我们在判断市场需求的时候，就要把建设期的短期需求和长期最终需求区分开来，避免受在短期能力扩张时期产生的虚假信号而发生误判。
    长期风险，就是资源与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十五”期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增长很快，1980—2000年，累计节能率是64%，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同期是19%，全球的平均水平是20%，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也就是所说的，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来支撑国民经济翻两番。但是到了2002年以后，我们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十五”期间，能源、弹性系数平均是1.03，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GDP要下降20%，这个目标现在看来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单位GDP能耗下降的情况还出现了反复。
    目前主要国家的能源密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能源密度曲线是一个抛物线型的曲线。我们最关心它峰值出现在什么地方，单位GDP能耗的峰值出现在什么时期？美国出现在1920年左右，日本峰值出现在1974年，日本在1955冉1975年实行重化工业化战略，日本在1974年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后来，日本通过调整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装备制造业、组装工业。

    第二，越接近现代，峰值越低。比如日本，它的单位GDP能耗最高的时候，只有美国的一半，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因素。基于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日本实现工业化，用了比美国单位GDP能耗一半的水平来完成了它的工业化。美国的峰值也英国低，德国北美国还要低，工业化越往后，越接近现代。单位GDP能耗的峰值水平就越低，主要还是技术上的影有。这样就会带来一个疑问，我国“十一五”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能不能实现？有人说：我国GBP占世界的4%，煤炭消耗占到30%，其他资源消耗也占到很大比例，也有人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5倍，美国的3.5倍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我认为这样的比较不具可比性，且夸大了我国的节能潜力，为便于横向比较，我用了产品能耗进行对比，即同样生产一种产品，中国消耗多少能源？美国消耗多少能源，世界最好水平消耗多少能源？火电的能耗我们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4%，水泥的综合能耗高44%等。八个主要耗能工业，2000年单位产品的能耗均比国外高46%，2007年这一差距降到了20%。节能潜力仍然是巨大的，而节能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技术节能，二是结构节能，近一段时间，通过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关闭规模小的生产能力，取得了一定的节能成效，但真正的考验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及技术的实质性进步，这就意味着要走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路径依赖问题，如果分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单位GDP能耗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美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就比日本高得多，而且近40年没有发展根本性变化，也就意味着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旦锁定一个模式，几十年难以改变，日本就是锁定在能效水平很高的路径上。
    产生路径依赖的关键时期主要有三个快速发展时期。第一是快速工业化时期，第二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第三是居行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时期。尤其是第二、第三个因素十分关键，一旦消费模式锁定和城市化模式锁定，这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也会锁定，就会产生路径依赖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第三个快速发展化时期，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从长期的问题来看，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持续的竞争能力问题。分析贸易竞争力的定量指标，一个是贸易竞争力指数，还有一个就是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这个值越高，就表明竞争力越强；值越低，竞争力越弱。显示比较优势的指数在2.5以上，我们称之为有竞争力，绝大多数行业是在2以下，没有什么竞争力。而有竞争力的像纺织、皮革制品，从年度来看，竞争力在逐渐下降。这样，如何维护好既有比较优势，以及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就是一项十分紧迫且需要破题的问题，中央提出来建立创新型国家，这是实现我国竞争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要从过去单纯的消费导向型战略，转到创新驱动型战略，要着眼于培育竞争的新优势。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要实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并举的方针，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篇大文章，产业链升级、价值链提升有着巨大的潜力，也是实现效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摘自《30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