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希望缩小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
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可怕的，至少会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会财富的积累。
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这种传统是产生假道学、真禄蠹的温床。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先说一点感性的。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有些人有热情也有保留，出于“经验主义”，不愿将钱直接捐给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或不愿采取惯用的集体场合“比着捐”，而想采用“直捐”方式。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要求本公司的员工集体捐款时不得超过10元。我理解他是怕那种传统的单位人捐款方式，对低薪水的员工造成心理压力而形成“逼捐”之势（他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向社会、向社区的慈善组织捐献），但他的善意没有被网民们体察，结果舆论对他构成讨伐阵势。为了公司的商业利益，他不得不出面向社会“道歉”。由此，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很不理解，甚至不乏道德判断上的敌意。就此，我写了一篇《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2008-05-24网易）。
卢作孚是谁呢？很多人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未必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卢作孚不仅是大企业家，还称得上是民族英雄。1938年中日武汉大会战的后期即9月份，国民政府组织宜昌大撤退，他不辞辛劳40天巧调度，日运夜卸了90%的战略物质入川。这样的抗战功臣，今天你在宜昌看不到一块粗糙的纪念碑。
今年2月中旬我在云南红河州的个旧市，看到了一种奇特的铁路，叫（6英寸）“寸轨”，它比标准轨道（1.435米的宽轨）要窄，比阎锡山的窄轨（“米轨”）也要窄；看了个旧市区的“个（个旧）碧（碧色寨）临（临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铁路公司旧址”。据说，这条铁路有些路段还在营运（碧色寨车站仍在用）。这是中国唯一的民营铁路，是当地的商绅集资所建，是为云南争权益，也是为中国争权益，修成“寸轨”不仅是为了因地制宜节省成本，更是为了不让当时在越南殖民的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公司染指中国。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
现在很多人只知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外加李嘉诚、马云等当代巨子发迹变泰的故事。机场书店卖的多是厚黑学、公关术等关于权谋的、给想一夜暴富的人看的速成教材。20世纪上半期卢作孚那样的大企业家被我们遗忘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人经过了兴无灭资时期的磨难，至今也没有完全得到公正评价。你知道卢作孚1952年为什么要自杀？我们可曾问过张謇、范旭东、荣德生这些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人，在“文革”中都被掘墓曝尸，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的伤痛和耻辱，我们反省了吗，洗刷了吗？
在理性思考的层面，我们要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希望财富涌流，讲“财富精神”，离不开财富精神的载体，即创造财富的人，包括科技工作者、劳动者，特别是企业家，离不开发育财富精神的制度环境。
这里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全社会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这关乎社会认同，关乎社会价值观，反过来又构成对大众的激励和“导向”。平心而论，我们的社会上现在确有很强的“仇官”和“仇富”心理，事例就不用举了吧。“仇官”与拟定的论题无关且不谈，“仇富”是既有历史传统更有现实缘由。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无商不奸”等俗谚，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将商人列入“四民之末”的社会道德舆论基础。卢作孚、冼冠生等一众企业家自杀于上世纪50年代，那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结果；而“等贵贱”、“均贫富”则是中国古代和当今许多对贫富两极分化心怀不平的人们，共同的诉求。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希望缩小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可怕的，至少会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会财富的积累。
二是企业家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关乎企业家的自我定位和价值确认。企业家是创造财富多的人，而不是占有财富多的人。怎样创造，拥有财富之后如何支配，需要体认，也需要精神资源。中国古代有精神资源，比如公认的不能“为富不仁”，既指聚集财富的过程要合乎规则和道义，也指作为富人应该乐善好施，回馈社会。上世纪那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则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当代的精神资源。
三是国家制度怎么对待和引导创造财富。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办、“公有”企业一统天下，国有民营多元并存等多种模式的实验。如今，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是国有和民营的二元企业体制，重官轻民。回顾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说，“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应该推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的措施。”发展民营企业并非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本来，2006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发展非公经济的36条，可惜执行起来阻力太大，积重难返。
总起来说，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鉴往知来，还历史一个公道，是价值观的矫枉，也是社会发展路标的矫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