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人之于中国现代化
中国历代将人分为两类，即治人的官与治于人的民。官是统治阶级，细分为皇亲国戚等食利者，和文臣武将等管治天下者；民是被统治阶级，有士农工商之别。仿此，我将现当代中国社会大体分为四种人：掌权者、知识分子、工农劳动群众和企业家。这四种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关于掌权者。从古至今，他们在中国都是言说最多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家谱”，帝王将相从来是中国历史的主角。“历史”等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所谓“名垂青史”，包括流芳千古，甚至哪怕是遗臭万年；出将入相则是中国人的梦想。这种对掌权者即权势的崇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主旋律的央视久播不衰的古装电视剧，从秦皇、汉武到武媚娘、慈禧太后，对帝王的钟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统治者的社会地位，一直是最高的，从秦始皇时代的“以吏为师”，到“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特别是“君师合一”的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对权势者的崇拜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中国古代是“无官不贵，无役不贱”（明末邱园《党人碑》）；如今依然是“官本位”，而且地方掌权者的权势大大超过古代的朝廷命官，可以任命下级官员（因此才有地方上的买官卖官案），可以征地卖地，可以批准开建大型工程……这种“官家主义”是中国传统、中国特色，我看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关于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中的先知先觉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过启蒙作用，比如19世纪的王韬、严复等人，后来的梁启超、胡适、顾准。在近100年来，他们中一些人坚守良知，冒死陈言，呼吁变革现实，遭到了掌权者严酷的打压。与卢作孚等众多历次运动中枉死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因为有一定的话语权，或自诉冤抑，或有感于物伤其类，1978年之后已有不少历史纪实和文艺作品，为知识分子的遭际鸣不平。比如写反“右派”的就有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还有陈寅恪热等。尽管还感觉说得很不够，但平心而论，知识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大有疑问的。康有为狂妄自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鲁迅洞察人的“劣根性”，烛照中国历史的黑暗和现实的阴险，对我们知人论世有很大的帮助，但他多疑善猜、绝不宽恕的性情，对苏俄模式的推崇以及对民主的避忌，随着时空的转换，负面的影响日重。近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借用专栏作家刀尔登的概括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是“进则虎伥，退为犬儒”，应该感到羞愧。
关于工人农民。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知识储备和社会见识，感性多于理性，往往成了被掌权者利用的工具。慈禧太后看到工农民众与洋人不共戴天的“爱国主义”热情，觉得“民气可用”，便将“义和团”合法化，希望借助他们打败洋人。“文革”中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谓贫下中农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什么“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都不过是利用工农兵打压政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谋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企业家呢？这里讲的是现代企业家，不是胡雪岩这样农业时代的“红顶商人”，也不是电视剧《大宅门》，《走西口》、话剧《全聚德》里那些旧式店主和老板。哪些人是现代企业家？如今有迹可循的至少有：江苏南通“大生”集团的创办人“状元公”张謇，无锡梅园“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另外，“永久黄”的“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火柴大王”、“煤业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等等。这些人辉煌在上世纪前50年，可谓群星灿烂。张謇的大生纱厂，甲午战争失败的次年1895年筹办，1899年开机，所以张謇可以说是20世纪新型企业家的第一人。这些人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评价历史最忌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对于官商也不可一概而论，盛宣怀是官商，但与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权贵官僚还不同，虽然都是亦官亦商、以官欺商、“公私合营”，但盛宣怀更靠近企业家。他搞重工业和基础性产业，开矿山、修铁路、架电报、造轮船，虽倚靠权力和垄断，但也做了不少开山拓荒的事业，至少可算半个现代企业家。而先做洋行“买办”、后做官办公司高管，一度做过官员的郑观应（1842年-1922年），不仅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引领时代新潮的思想家，甚至比他的香山同乡孙文孙中山更先进。早在孙文毫无创意地上李鸿章“傅相”书之前，他就提出了与“兵战”同样重要的发展工商业的“商战”理念，提出了“仿泰西之良法”搞立宪民主的政改思路，就精辟地将官有、民有和国际三种资本作过分析比较，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主张民营资本应该是“商战”的主角。人的思想是不受身份限制的，对于真正的先知先觉和精英来说。
历史的进程靠的是合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掌权者（政治家）中，张之洞等办“洋务”开风气；蒋介石抗战前的10年建设，一边削平军阀割据求统一，一边大搞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也相当快；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成效显著；杨森、刘湘两位四川军阀，对卢作孚办“民生”给予了全力支持；外国资本家靠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逼迫中国通商开埠，按《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起的是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洋货进入，为民企生产和销售先期做了市场推广工作———使中国人见识到机器生产的“洋火”、“洋油”、“洋布”价廉物美。工人农民凭他们的本能和常识，抵制乌托邦的治国乱命和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非公企业的初期发展，都是自下而上由农民和市民推动的，甚至可以说偷渡者冒死“用脚投票”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缺口……用社会合力观看问题，比二元对立的思维更有历史的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