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企业家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上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讲以下6个方面。
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这里涉及到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童试未中之后。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第二，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江苏另一状元公苏州陆润庠也在张謇下海两年后宣布去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命两个儿子在上海办面粉厂）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他们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公”张謇从事工商根本就不是为了发财，他是要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事实上，他也是从居丧守制期间受张之洞委任“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开始做起。
那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事业迷”而不是发财迷。荣德生说哥哥荣宗敬是“大迷”，举债购机器扩办工厂是常事，他自己是“二迷”。1946年4月，荣德生在上海突然遭绑架，起初绑匪开价赎金百万美元。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绑匪调查后，将赎金降了一半。他向绑匪要过纸笔给家人立遗嘱，说他兄弟创业艰难，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事业……
卢作孚基本上没有资本，因此算不上资本家，他只是股份公司发起人、创办人、CEO，他家股本占1/2000，股金没分过一分钱红利。
他们中的一些人办企业，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为国家民族争利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当然也有两面性，既是真诚的爱国，也是对抗外国资本竞争的市场营销手段；流氓大亨杜月笙以及虞洽卿等人亦可作如是观），二把办企业当做改造社会的大实验场。
张謇在家乡南通城办企业，一开始就有推动地方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志向。他起初名之为“村落主义”；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他在南通就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与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类似，是开明专制的地方建设，与中央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不同）。张謇在当地办企业，大量吸收了当地的劳动力；修“模范路”和周边公路，建公园，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办通州师范、办南通农校、南通医专、狼山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更俗剧场和伶工学社，也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栖留所、贫民工场等慈善机关（简要的叙述请参阅傅国涌著《大商人》有关章节）。使南通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南通模式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无锡荣氏兄弟、四川卢作孚等人很大的启发。荣氏兄弟后来在无锡搞“劳工自治区”，并提出以企业为核心辐射建设“大无锡”的蓝图。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做了这样的社会改造实践（当代有谁做过？好像只有孙大午想过，试过）。
虽然这些人改造社会的梦想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有国际国内条件不成熟，无自治文化传统，过于乌托邦理想化，扩张冲动太强而力不从心等多种，但他们是一批有崇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志士仁人则毫无疑义。
2.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
上一条说的是人生道路，选择了从商；这一条说的是如何经商，如何争取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人的权利最基本最重要的应该是生命权（免于伤害和恐惧的自由）、财产权和发展权，而经济自由则是三者的合成。
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利是要的，但不能亮出谋利的旗号，讲义就够了，利在其中矣，禄在其中矣）。这种传统是产生假道学、真禄蠹的温床。当然，传统的主流文化之外也有亚文化，比如与之相反，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说“士贵为己，务自适”，痛斥假道学。
这些现代的企业家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多（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于1902年出版，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致各地出现了多种盗版。从生命哲学角度，相信人的自利本能，相信“经济人”的理性，相信市场；从社会伦理角度，理直气壮地争个人的经济自由也是为国家争权利。利己与利人的统一，就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基础。这是亚当·斯密新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些带理想主义的企业家深知，只有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了，才能更多地回报社会，更有力地改造社会。所以，张謇、荣宗敬、卢作孚等人扩张的冲动很强烈，甚至超过了自身的能力。
关于这一条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民国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暂时性收缩，与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换言之，虽然天下不太平甚至兵荒马乱的，但经济自由反而比全国政局安定团结时多一些，类似于思想文化，也是这种时期更活跃更丰富多彩。
另一点就是，一些民族工商业主，在工人被发动起来有了阶级斗争“觉悟”之后，出于对劳工势力的恐慌，寄希望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也是上海商会在1927年“四·一二”清共事件中支持蒋介石的缘由。但是，孙中山早就说过“中国国民党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占上风的国际环境中，也是偏心于支持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更何况宋子文、孔祥熙等权贵要借发展国有经济之名谋私利，这让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日渐逼仄。于是，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京政府争经济自由了（对于这两点请参阅吴晓波新著《跌荡的一百年———中国企业的1870-1977》的第二部分《1911-1927唯一的“黄金年代”》，和第三部分《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之“商人的抗争”和“大收编”）。
3.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威胁了打柴为生的山民的生计）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荣氏兄弟在他们无锡的“劳工自治区”给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如一律免费医疗（除花柳病外，实行到1936年），带薪休假（服务一年者经主管同意休两周，满10年者可休3周）。
刘鸿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而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让码头公司职员都学英语。民生公司的章程里规定，每年从盈利里提3.5%用于职工文化事业费，举办集体婚礼、集体旅游，兴建图书室、体育队、京剧话剧川剧队等，对职工比如今一些国企做得还要好。
现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弃贫民的服务方式，他的口号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正是这样的经营理念使他的私营银行立住了脚，并且越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