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9个行政村全被新型农村社区取代，诸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试验魄力不凡。
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 ，“村改居”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诸城准备好了吗？新居民们适应吗?我们期待答案。——张跃伟
“谁都知道住楼房好，可家里的粮食和牲口怎么办？干活的家什放哪里？总不能放到客厅里吧？”
“对落选的村干部，由社区党委根据本人意愿安排适当工作，在明年全省村两委换届选举结束之前，原补贴报酬标准和发放渠道不变。”
从不适应马桶到广场上跳舞
在诸城市辛兴镇辛兴社区已竣工的三栋居民楼上，附近已有村民“尝鲜”入住。
“在这里住，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正在社区打零工的窦大姐说，不出社区就可以办理各种手续，社区里面还有幼儿园、银行、警务室、医疗保健机构，周边还有中小学校，“交通也四通八达的，确实比村里强。”
今年2月份，37岁的张玉磊用自己家的四间平房加上10万元现金，带着全家五口人搬进了诸城市龙都街道办土墙社区。他住的是一座带有独立小院的三层楼房。如今，张玉磊已经逐渐适应了“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刚搬进社区楼房的时候，张玉磊的父母因为怕弄脏地面，连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因为不习惯，老人坐在雪白的马桶上半天方便不下来，憋得脸通红。现在老人已习惯了社区的生活，每到晚饭之后他们都会到社区内的广场上跳跳舞。而张玉磊也会泡上一杯茶，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新闻，“关心一下国家大事”。
但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村子，对于“恋家”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窦大姐说，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对搬到社区住楼房没意见，而很多年龄大的却不愿离开村子。“在村里住了一辈子，都习惯了，谁啥脾气都知道，搬到这里可能连对门是谁都不认识。”
“村里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差不多都去外面打工了，他们愿意住楼房也就住了。可我们这些在家种地的怎么办？”诸城市辛兴镇祁家庄村的老刘说，他至今想不明白住进楼房如何种地。“谁都知道住楼房好，可家里的粮食和牲口怎么办，干活的家什放哪里？总不能放到客厅里吧？”
当地政府层面决心已定，并已将行政村的裁撤推到了实质阶段，而至今尚未想好何去何从的农民仍然不在少数。
“在村里做饭可以烧自家的柴火，可住楼上就只能花钱烧燃气了。以后小区弄好了，这物业费估计也少不了。”即便是已经搬进了楼房，日常开支又引起了不少人的顾虑。
说服村民搬进楼房，成社区干部主要工作
早在2007年，诸城市就开始探索按照“多村一社区”模式对农村进行改造，但进展却相对缓慢。70万名农民进“城”，需要把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而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的农村社区只有78个，能容纳的居民也不过1.8万户。
诸城辛兴镇辛兴社区已投入使用的三栋居民楼中，每栋容纳居民60户，一共可容纳180户。另外正在建设的8栋居民楼，也只能容纳400户居民。
“现在建成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片楼房需要开工。”在社区施工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指着一旁巨大的规划图说。
经过前段时间的选举，30多岁的张玉国成为新组建的诸城市土墙社区的首任社区党委书记，而他此前的身份是西土墙村党委书记。如今，张玉国将与担任社区主任的下派干部赵玉霞一起，掌管起这个4200多人的社区。
土墙社区是208个社区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被当地视为典型。在撤销所有行政村之后，由原来的西土墙村、东土墙村、许家庄、王家屯和小庄子村合并成西土墙社区，这里已较早地建起了现代化的社区服务中心。目前，这个社区已经建成120套三层连体别墅、开工建设了9栋多层住宅，其中2栋已经完工，而根据规划，这个社区还要建127栋多层住宅，容纳3900户居民。
社区化推进中的问题与困难显而易见，以被视为“典型”的土墙社区为例，整个社区目前的拆迁进度仍不到十分之一，入住楼房的也只有80多户，如何说服剩余的1000多户村民在短时间里搬进楼房，成了社区领导团队当前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吸引村民尽快搬迁，如果一次拆迁能够超过30亩地，那么每户居民一亩宅基地的补贴标准将达到20万元，而目前居民的平均宅基地面积基本在0.6-0.7亩之间。”张玉国对此并不担心，按照目前每平方米1100元左右的价格，村民基本不用出钱就能换得120平米的楼房。
但这个估计可能过于乐观，有的地方村民的宅基地面积远远小于0.6亩。“我们村每户的宅基地还不到0.3亩，即便是真的按每亩20万元的标准，我们也买不起楼房。”诸城市辛兴镇祁家庄村的一位村民说，“我们把钱拿出来买楼，孩子上学咋办？过几年孩子的楼怎么买？”
村资产将折合成股份分红
随着原有行政村建制的撤销，传统意义上的村集体组织正逐渐在诸城消失，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考验着主政者的智慧与勇气。
原有村集体的裁撤，并不能使既有的债权债务随之消失，一旦纠纷产生如何解决就成了一道难题。为此，诸城市采取了“三不变” 的策略，建制村撤销之后，“原村集体财产、债务债权不变；原村资产形成的收益权属关系不变；原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
正因如此，每个被撤销村的“两委”实际上仍然保有二级账目，所有涉及本村的债务或者是收益，暂时都由其统一掌管。而对于这些债权和收益何时由社区统一接收，目前还未有明确的时间表。
张玉国认为，撤村后，由社区统一掌握土地及其他集体财产是必然的，但至于采用什么方式，还要等待上级研究决定。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债务纠纷，但是对于那些因为经营不善而背上债务的村而言，村民们心里并不轻松，随着原有村集体的消失，有资格承担村里债务的法人组织也就不再存在，万一有人起诉，债务会不会平摊到村民头上也成了问题。
对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参与村改居政策起草的诸城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但村民对此也不必惊慌，万一出现纠纷，社区将参与债务处理。另外，诸城市还将以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式，逐步将各村的债务和收益纳入社区统一管理。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而撤村之后，土地收益如何体现也备受关注。按照已有规划，社区会将所有原建制村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按照价值定出股份的价值，原村资产多的村民多拿股份，资产少的村民少拿股份，然后把所有股份集中交给一家经营公司，年底按照股份多少进行分红。如此一来，将能公平地将所有资产进行集中处理。
2967名落选村干部和3000万节省下的资金
在村子行政建制被取消的同时，原有村干部的去向就难免引发关注。行政村建制取消之后，每五到六个村将只能选出两名两委成员，剩下的原村两委则无法避免落选的命运。据统计，此次全市208个农村社区共选出“两委成员”1538人，比原村干部减少2967人，这些人的去向连同节省下的3000万元报酬补贴资金，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对此，决策层则用“两不降”作为离职者的补偿。在有关部门下发的一份文件中明确写明，“对落选的村干部，由社区党委根据本人意愿安排适当工作，在明年全省村两委换届选举结束之前，原补贴报酬标准和发放渠道不变”。
一些社区已经提前行动，西土墙社区此次落选的10名原村两委成员，落选后担任了社区10个居民小组的组长，继续负责原村居民的土地承包等经营性活动。而另一条似乎更被决策层看好的道路则是将其调入社区下属委员会，同属龙都街道的郝家村社区率先对此做了尝试，其做法是在社区居委会之下，分别由一名社区两委成员牵头成立文教卫生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每个机构都吸纳一名落选村两委成员。
对于村干部“裁员”节省下来的资金，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用于改善社区的硬件设施，如通气、供暖、修建公共设施等。
离“城里人”还有多远
农民进“城”并不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换，即便是普通城市居民享有的医疗、社保等福利，对他们而言也并非指日可待。诸城方面有关负责人对此也并不讳言，这些目前尚无时间表，但随着农民进“城”过程的推进，他们也已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从当前形势来看，在不远的将来，村民们离开平房入住楼房已成定局。然而，农民进了“城”后仍与“城里人”有着相当的距离，附在“城里人”身上的诸多社会福利，在短期内仍是进“城”农民所难以享有的。
就目前来看，诸城的村改居在这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是在村改居方面一直走在前列的土墙社区和辛兴社区，村民的医疗保障仍然是新农合，社保和最低生活保障也仍然是按原农村的标准执行，在个人福利方面的缺失，仍是他们进城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诸城方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的保障标准何时能向城里人看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统一保障标准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