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对于湖南长沙市的150多万市民，将格外漫长。
　　因为从今年11月30日起，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明年3月份，这里的
市民，将分区分片“享受”每连续供电3天之后，停电24小时的“待
遇”。《长沙晚报》11月27日的报道中，已经赫然出现了商店秉烛营
业的景观。
　　长沙并不是惟一的例子。从今年春天就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的电力
危机，在盛夏季节达到一个短暂的高峰之后，这个阴影至今仍然挥之
不去，范围先后涉及全国几乎2/3的省份。有人戏称，中国电力市场
又退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
　　仅仅是电力吗？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入秋之后，柴油的紧张情况，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福建到浙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病”。
即使在北京地区，限量供应的情况也再次出现，就差没有“凭票供应”
了。
　　或许其中不乏天气等因素作祟，但当中国第一产煤大省山西也出
现煤炭供应短缺的情况时，这一切就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在能源市场的这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倒下之际，11月15日到17
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国研中心”）主办的“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能源战略与改革国际研讨会”更显得不同寻常。
　　会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召开，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初雪，
但与会人员显然已无心于窗外的风雪阴晴。
　　“中国能源问题，已经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改革没有出路的
地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能源界资深人士说。
　　这种声音在会议上并不孤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以下简称为“能源所”）副所长戴彦德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所有的眼前问题，都是因为长期战略没有处理
好造成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过去的10年中，将各种能源统一考虑的“大能源”呼声虽然
一直没有中断，实质性的突破却乏善可陈。自从能源部在1993年的机
构改革中撤销以来，中国在几个主要的能源行业相继实行了市场化的
改革，从煤价放开到石油行业重组，再到电力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
公司的身影在这些行业中渐次清晰，然而，今年爆发的一连串能源危
机却使人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在分散的公司决策之外，一个有效的
能源协调机制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有多么重要。
　　“能源账单”
　　到2020年，要实现GDP（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我们要
支付多大的“能源账单”
　　？作为国务院最为重要的智囊机构，国研中心显然很愿意来回答
这个问题，这也是决策者制定中国能源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早
在1999年，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就开始对截至20
20年的能源可持续状况进行情景分析，并且发表了相应的结题报告。
　　此次研究名为“中国能源综合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由美国能
源基金会提供资助，国研中心主持进行。在共计11个子课题中，有4
个子课题仍然是能源所来主持的，另有清华大学、清洁煤技术中心等
能源研究机构加入，颇有一些“合唱团”的感觉。
　　从今年夏天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国家发改
委”）就开始操刀2020年长期能源规划，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研中
心领衔的研究课题是制定规划前一次相当重要的动员和热身。
　　而摆在桌面上作为讨论对象的，是一份让人触目惊心的“能源账
单”
　　：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仍将
达到近25亿吨标准煤，这个数字比2000年高出了90％，而最为悲观的
估计，则要高出152％。
　　如果在能源的使用过程中，大气环境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到2020
年，城市中受到污染的人口将达到4.9亿人，占同期全国总人口的1/3，
因污染而早亡的人口将达到55万人，相应的经济损失为410亿元。
　　在能源需求增长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这份“能源账单”引出一个
最令人瞩目的话题：从1980年到2000年间，中国在能源消费翻一番的
情况下，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这一成就在国际能源界被普遍视
为一个奇迹。但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还有机会重复这一奇迹吗？
　　正如国研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所言，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
中期，即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单位增加值的能耗明显高于轻纺工业。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城镇人口的平均能耗是农村人口的3.5倍，而目
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中等发达国家低了15个百分点，提高一个百
分点，就涉及1300万人口，这种压力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
的。
　　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杨富强认为，要重复这一奇迹，中国这次
面临的道路要艰难得多。从目前最为核心的优质燃料能源———石油
面临的困境，就可见一斑。
　　石油危机？
　　没有人比日本人更能理解石油意味着什么，因为其99％的石油消
费都依赖进口，而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甚至日用品都与石油密切相关。
即使一支玫瑰的背后，也流动着12克的石油，因为不管是培育玫瑰的
温室取暖还是肥料等，都离不开石油。
　　在陈清泰代表国研中心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也引用了那句被广泛
认可的话：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能源问题”，确切地说
就是“石油问题”
　　。而与会的剑桥能源协会主席丹尼尔·叶金在16日中午的午餐演
讲中也指出：“1993年，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在
这一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正式变成了石油进口国。10多年前，叶金
就以《石油风云》一书，登上了美国普利策奖的领奖台。
　　“没有中国的能源安全，就没有世界能源安全。”他补充说。
　　11月13日，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最新月度报告，也在印证着这一观
点。根据该机构的预测，2003年中国每天的原油消费量，将增长44万
桶，占全球原油需求增长的35％，2004年这个比例略有下降，但也高
达30％。
　　根据国研中心的这份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的
下限为4.5亿吨，上限为6.1亿吨。而预计届时国内的产量只有1.8亿
到2亿吨，这就意味着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至少将达到55％
以上，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大体相当。
　　一位与会人士半开玩笑地说：“你只要到钓鱼台门口，看看车流
就知道了。”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今年前10个月，中国轿
车的产销量就已经超过了2002年全年113万辆的水平，达到151万辆。
　　虽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石化”）高级
副总裁牟书令认为，从国内国际勘探情况来看，油气资源仍然处于稳
定增长期，并没有进入衰退期，但在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长乏力早已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根据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为“中石油”）今年上半年的原油产量，仅仅增长了0.
58％，中石化的原油产量也仅增长了0.97％，只有中国海洋石油股份
公司（以下简称为“中海油”）的原油产量增长达到了15％，但其绝
对产量只相当于中石油的1/7，因此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程度并不大。
　　事实上，如果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能源战略的重点还是解决电
力和煤炭供应问题的话，那么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政府已经逐步把
战略重点转向了石油和天然气。从对三大石油公司的重组和对海外上
市的推动，一直到最近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的成立，这个战略转变的
轨迹清晰可辨，其立足点也从国内市场，逐渐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转移。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显然充分借鉴了日本、美
国等国家的经验，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多元化。以今年前三个季度为
例，原油进口中，来自中东地区的占51％，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以及
亚洲周边国家的进口，也都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日本对中东石油的
依存度一直在85％以上。
　　尴尬的支点
　　在政策层面，一个最重要的信号是今年两会之后成立了正局级机
构———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目前，能源局下设综合处、石油天然气处、煤炭处、电力处以及
新能源处，外加一个发改委直属的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全面负责该
局工作的是原西气东输办公室主任徐锭明，徐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国
家石油储备办公室主任。
　　除了徐之外，能源局三位副局长则分别负责三个最为重要的能源
分支：吴吟分管煤炭，白荣春分管石油天然气，而王骏则分管电力。
　　这一机构设施方式从诞生起，非议和争执就没有停息过。尖锐的
说法是能源局根本定不了能源的“大局”；温和一点的说法则称，能
源局是调整过程中对能源问题更加重视的一种体现。
　　问题是，能源局是合适的支点吗？今年以来，连续上演的能源短
缺风波，无疑把这个新生机构推到了尴尬境地。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几位在钓鱼台参加研讨会的与会人士，几乎所
有被采访者都认为，即使在明确了目标之后，如果没有合理的机构配
置，不能很好地制定国家战略并加以认真执行，要实现上述目标也是
“天方夜谭”
　　。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长期能源战略这个问题上，各方仍然存在
分歧，但长期战略的规划和执行力度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越演越烈的电力短缺，除了气候原因导致
水电能力受影响之外，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原国家计委1998年的决策
失当。当时，国家计委作出了3年内不准上马新的火电项目的规定，
使得“七五”以来高歌猛进的电力建设势头一下子遭遇冷水。“如果
不出台这项规定，继续每年新增装机容量1500万千瓦，甚至2000万千
瓦，根本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能源界资深
人士对《财经》抱怨说。
　　由于电力供应出现短缺，珠三角、浙江等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为
了保持经济增长，开始以提供补贴等多种方式，鼓励地方企业使用柴
油机组来发电，因此这种压力被向后传递到柴油供应上，导致国内出
现大面积柴油供应紧张。
　　“仅仅5年的时间，战略出了问题，就造成今天这样一种局面，
如果20年的战略出了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风波？”他反问道。
　　据中国建筑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俞珠峰透露，在2002年全国新竣
工的近20亿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中，真正属于节能建筑的只有3％，
更不用说存量建筑了。以北京为例，目前一般的住宅采暖能耗基准数
为25公斤标准煤，而在纬度和气候条件都很相似的德国，住宅能耗只
有4公斤到8公斤标准煤。
　　目前，与能源相关的管理、开发以及研究职能，分散在国家发改
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电监会、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中国工
程院等相关部门。即使在发改委内部，节能也不在能源局的管辖范围
之内，而是归口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司负责。这不仅使得职能极度分
散，而且往往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只见部门，不见国家”。随着能源
需求总量的上升，以及市场化改革之后新的能源产业结构的出现，政
策上的“天花板效应”已经日趋明显。
　　在这种架构下，即使按照西方的经验，成立类似电监会这样的专
业监管委员会，似乎也难逃“南橘北枳”的劫数。
　　◆王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