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80年代《青年记者》合订本，几乎期期都有梁国典的新闻界名人专访。有意思的是，他今年荣获全国新闻“百佳”，也成了被访对象。20年倏忽而逝，刚过不惑的国典依然是满头乌黑的卷发，顶上却日见“光明”；鼻梁上的眼镜依然架着，度数却不断加深；依然是嗜书如命，变来变去的是手中的书籍……
    梁国典1962年10月生在山东莱西，走进大众日报社时，还不满21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出来，意气风发，大有指点江山、煮酒论英雄之气。时移月转，他把身心融入到大众报业里，淘去了浪漫，积聚了深沉，从记者干起，一直干到报业集团的领导。大大小小的荣誉斩获多多，他都以平常心视之，甚至经常自责，努力还不够。他在《青年记者》时追踪名记者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聆听老记者田流的叮咛，与张建伟的心灵碰撞，跟李延国探讨报告文学与新闻之关系……见贤思齐。近距离接触新闻界的优秀者，使他有了高标尺的参照，要做就做名记者，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的使命。从名记者身上，他体味到，真正的记者，必须是站在历史大潮的前头，做时代航船的了望者，激励弄潮者，鞭策观潮者，把准导向，以笔为旗。
    干记者的，谁不渴望能喊出区别于他人的、自己的声音？国典也如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方人到南方参观学习的人回来都感叹南方人思想解放，北方人则不行，诸如此类。但当时都没往深处想，后来国典偶然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散布在济南街头的修鞋匠80%是南方人，这不由得让他为之心动。他开动脑子，为什么我们北方人中一些认为丢人现眼的事，南方人干得那么起劲，为什么我们贫困地区的农民宁肯饿死也不愿离家门一步，而南方人却抛家舍业，千里迢迢到外地赚钱……他把目光盯住了最不出新闻的小鞋匠身上。采访前他曾认为，南方人之所以外出修鞋，可能是生活所迫，以此为谋生的手段罢了，可和许多修鞋匠聊过后，他惊奇地发现，修鞋匠的家境不是他想象的穷困不堪，相反有的甚至还称得上“富裕”。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不光顾着修鞋，每个人都有一本生意经，有的还在瞅机会干大买卖。他发现，表现在修鞋匠身上的这种种观念意识，正是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需的，也正是一些北方人所欠缺的，这种挑战才是真正的挑战！他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秉笔写出《南来的挑战——济南市区修鞋摊前采访记》(见1986年11月28日《大众日报》)，该文获得当年省新闻奖一等奖。有人著文称，“《南来的挑战》对山东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文章发表已历16载，今日读之，依然催人思索。于平凡中发现思想的闪光点，这是所有优秀新闻工作者包括国典在内的独特处，也是过人处。
    发现，非一日之功，乃长期读书积累，观察社会，深入思考得来。从平凡中发现，不易。从不平凡的人物身上发现，更不易，这需要一个记者有大局眼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1996年8月，梁国典在来稿中发现：有位残疾军人，体无四肢，眼近失明，却不要政府照顾，靠非凡的精神力量支撑残躯，当村支书20余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挖穷根。晚年又以嘴衔笔，历7个寒暑，写出3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这位“保尔”式的人物深深打动了他。联想到社会上有些人虽四肢不缺，却精神颓废的现实，考虑到几个月后中央将要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将着重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国典掂出了这个典型的分量。他积极向报社领导推荐这个典型，后在省委统一部署下又带着两位记者深入英雄家乡采访，写出了长篇通讯《朱彦夫——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省内外几十家报刊转载、报道，省委、省政府作出向朱彦夫学习的决定。江泽民同志也亲切接见了朱彦夫。这篇通讯13000多字，超过中国新闻奖评奖通讯字数限制，最后文章感动了评委，破例把它评为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笔者佩服的，除了通讯揭示的重大思想价值外，还有通讯透露出对细节的捕捉对场景的还原，与理性的筛选和价值判断同步进行的呼应功夫。
    啃“骨头”的差事国典参与了不少。重大典型人物报道如孔繁森、李登海、朱彦夫、王乐义、张国华、孙世尧、张群等，重大经验性报道如莱芜市乡镇简政放权、莱西市村级组织建设、文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荣成市实践“三个代表”的经验以及海尔经验、“南巡第三春的汇报系列述评”等等，这些在全省乃至全国打得很响的“重头戏”，有的是国典直接参与采写，有的是他组织策划或编辑修改的。记得1991年6月底，报社抽调国典和另一位主任由一位副总编辑带队去莱州采写李登海等玉米育种专家。当时李登海他们正忙着麦收和玉米播种，无暇顾及采访。国典他们干脆跟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下地，获得了非常多的第一手素材。正在开笔写的节骨眼儿上，国典妻子来电话说不到两岁的女儿被高压锅烫伤！国典心急如焚，但他马上冷静下来，劝妻子把孩子送到姥姥家，请老人帮着护理……他迅速调整心态，埋头写了下去。当他写到李登海抛妻别子在海南育种11年，儿子都不认他这个爸爸时，国典禁不住流下泪来。这篇近万字的通讯《青纱壮歌——“掖单系列”玉米育种者群塑》在《大众日报》头版以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报纸连续组织讨论，省委领导在报纸上批示：“含泪读完了这篇报道……感谢作者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牺牲小“我”平常事，在国典看来，这是一个记者应有的职业操守。接受采访朱彦夫的任务时，国典心脏出现早搏，他没有在乎，全身心地投入到采访中，精神高度紧张，真可谓达到了“忘我”境界，等写完，“早搏”竟不治而愈。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写荣成市的稿子。时逢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一周年，实践“三个代表”的经验为读者所切盼，而报章上又很罕见。梁国典带队来到荣成，白天采访，晚上除了跟记者梳理思路，还抓紧把随行带来的有关“三个代表”的资料仔细消化、思考，有时彻夜难眠。他叮嘱记者立意一定要高远，我们是省报记者，不是书记、省长，但要有书记、省长的思考水平，要把问题看透、看深，稿子里面要有政治、有大局。三篇通讯及时推出，他指导记者用大量鲜活而又有说服力的事实，用充满智慧和生动的表述，阐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实针对性。报道见报后得到中宣部原部长丁关根和省委领导充分肯定，并获得省精品工程奖。
    给人的印象，梁国典好像对什么都不大在乎，于人于事不纠缠细节，有举重若轻之感。但关键时候他能瞪起眼来，滴水不漏。他干每一项工作，都很执著、投入，有永不服输、永争一流的劲头，敢说敢干。1991年国典28岁当上文体部副主任，协助主任抓业务带队伍，诸项工作可圈可点；分管的“丰收”副刊，成为山东省名牌专刊；由他主持创办的《大众日报扩大版》深受读者喜爱，得到省委领导赞扬。部门连续3年是先进集体。1994年9月，他受命组建周末专刊部，创办《大众周末》，他领着年轻的编采人员，在最短时间内顺利创刊，并逐渐形成高品位、高格调和思想性、新闻性、可读性、服务性并重的特色。在大众日报组织的两次大型读者调查中，《大众周末》以90%和98%的受读率名列榜首。《新闻出版报》曾在突出位置介绍《大众周末》办刊经验。当时创办的“周末人物”专栏后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报社总编室是核心部门，梁国典1998年10月挑起总编辑助理、总编室主任的重担。他主持起草了《大众日报采编工作守则》一书，报社从母报到子报人手一册，要求严格“按章操作”。对此，国典更是躬身践履，不离丝毫。1999年7月起，集中揭批“法轮功”，他晚上值夜班，次日照常上班，根据省委和报社安排，协调组织各部门采写报道，撰写评论，这样昼夜连轴转了两个多月。《大众日报》揭批“法轮功”报道，搞得扎实、深入，有章法。多次受到省委主要领导表扬。他参与组织策划的“国庆五十周年”系列报道，被有关业务报刊誉为“有大报风范，有气势，有创意。”他策划组织的“改革发展’99新篇——海尔日记”系列报道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近几年，他还多次参与《大众日报》改版方案设计并组织实施，报纸质量有大幅度提高，受到主体读者群广泛好评和中宣部、山东省委领导充分肯定。
    2000年9月大众报业集团成立，梁国典成为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编辑。职位变了，但国典的执著精神没变，个性也没变。值夜班时，他善于用政治和全局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周密地思考掂量新闻的分量，敢于拍板。比如对“9·11”事件的处理就颇见胆识和功力，当时集团各子报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把握不准基调、众说纷纭。国典明确指示：拿不准的、来源不明的消息一律不准刊登；必须在版面上突出处理中央的表态性消息后，再客观真实报道事件真相。当时，外埠的一张子报对事件报道安排不是很妥，已经开机印刷，国典果断下令停机，对稿件重新安排后重印。而《大众日报》则在头版显著位置并用二版一个整版的篇幅突出处理这一重大国际新闻，这在大众日报是个突破。他还先后分管文体采编中心、时事对外部、摄影部、半岛都市报、鲁中晨报和审读委员会的工作。他找准角色定位，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宏观指挥，使所分管的工作有声有色。大众日报新一轮改革，一批新手负责部门业务，管理经验少，国典既放手让他们干，又有针对性地点拨，比如经常提醒他们处理事情要一碗水端平，要豁达大度，要善于识人用人等等，使得他们迅速进入角色。文体采编中心的文化新闻处理走出一条不同于生活类报纸报道的新路子，专刊稿件获得山东新闻奖、省精品工程和全国报纸副刊多项奖。摄影部努力探索党报新闻摄影的特点和规律，既突出新闻性，又强调思想深度，所拍发照片在全国新闻摄影评奖中一举夺得一个金奖、三个铜奖。《半岛都市报》创办仅三年多，就一举占得青岛报业制高点，被国内业界视为“报业集团跨地域发展的成功范例。”
    国典带队伍有自己的一套路数，他以自己的人格来感染年轻记者。生活上关心，业务上既放手让他们干，又要求极为“苛刻”。他常说，年轻时候就那么几年，干记者笔头子练不出功夫，后悔都来不及。有位记者曾说过，国典1996年安排他去采写朱彦夫的妻子陈希荣。临行，国典叮嘱记者，一定要挖掘好这个英雄背后的典型。记者采访了3天感觉差不多了就回到编辑部，国典听完汇报，对他说，采访得不深，再回去。他又硬着头皮去采访，又挖掘出大量鲜为人知的素材。写出初稿后，国典觉得还欠火候：“怎么写得跟祥林嫂似的，要记住她是英雄的妻子。”就又拿出自己采访朱彦夫的采访本，补充核实有关细节，边改边教记者写人物的技巧。通讯发表后获得山东新闻奖一等奖。2001年，国典带记者采访牟平区优秀村党委书记、私营企业主孙世尧，他定出大体框架，让记者拉初稿，一遍不行，再一遍，一共揉搓了5遍，从9千多字，压缩到4千多字。这位记者说，稿写好真难。国典曾经很形象地说过多次：“写重大人物、重大经验报道，跟女人生孩子差不多，很痛苦啊。得扒一层皮啊。”笔者相信这是切肤之感。
    在好多人眼里，国典可以说是功成名遂，该志得意满了。但笔者悄窥国典，他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不满，内心时时有一种焦虑。想自己写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也很少有机会去体验当年那种到一线采访的忘我的投入……。实实在在地讲，他希望自己或者指导年轻记者能写出更多有分量的、促人思考的东西。因为他始终牢记自己的记者身份。
    （济南）久 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