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我的班

　　口台应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从泰安乡村的姥姥家回到济南上小学。记得那个时候新生人学要经过两项考试:一是能够正确辨别卡片上的颜色;二是背诵阿拉伯数字，要求从1数到50，不能有背诵顺序上的错误。爸爸陪我在纬九路小学报名、考试的时候，担任主考的老师当场对我爸爸说，这个孩子不符合上学的条件。理由是，尽管我能通顺地把阿拉伯数字从1数到100，但是我的发音是浓浓的“泰安腔儿”。阿拉伯数字2，我发出的泰安音是乐(1e);阿拉伯数字22，我仍然发出的音是乐拾乐(1esLi1e)……

　　第二天，爸爸又怀揣着一丝希望，陪我到离家较远的纬十路小学试一试。当时一位叫蒋士芬的老师忍住笑，耐心听我背诵阿拉伯数字。之后，我又一句不差地背诵了“小九九口诀表”，蒋老师一边听一边看我写的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当场向我爸爸承诺，她马上给校长汇报，保证让我按时上学。

　　后来，蒋士芬老师就是我的一年级班主任。

　　上了中学，班主任老师姓崔，标准的中年男子，教化学课。由于崔老师的面容黑里透红，讲起课来双目圆睁，因此上课时我们大都是眼看黑板或侧着脸听课。每当他站在课桌前批评我们时，我们害怕的不是他的大嗓门，而是他那张涨红的脸和那双突出的黑眼球。大家背后窃窃私语地说他发脾气是化学反应，是“氢气球要爆炸”的前兆，有同学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催化剂”。

　　“催化剂”这个绰号，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叫，不敢喊出来。因为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化学课代表，如果我背后叫他的绰号，万一传到他的耳朵里，我这个全班唯一听话的课代表，也会与他产生“化学反应”，那时候被毁掉的“氢气球”就可能是我。

　　记得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一位身高一米九左右、体形略瘦、留有偏分头的滕老师。滕老师196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写得一手极好的毛笔字。他在讲课讲到高兴时，会把一个字或一个词组，分别用隶书体、篆书体或草书体逐一写在黑板上。讲到高潮时，他也会双手各拿起粉笔，背对黑板，同时左右开弓地在黑板上写字或布置作业。每当看到滕老师这独一无二的“杂耍”动作时，全班学生都会变得鸦雀无声，好奇地瞪大双眼观看。下了课，有时候我们也会双手拿笔、背对黑板写字“临摹”，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我们认为学习好与不好都一样，因为毕业后早晚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上课时随便走动、说话打闹、看书睡觉是常有的事儿。但是，滕老师上课时，他有一个要求:你可以不听课、你可以看小说、你也可以睡觉，但是，就是不能随便说话和打打闹闹。课堂上一旦有学生违规，滕老师手中的粉笔头就会很准确地飞到违规学生的身上。

　　有一次，我在上语文课时看着小说就趴下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觉得有东西砸在了头上，引来了全班同学的哈哈大笑。滕老师指着我说:“上我的课，别人可以睡觉，你不能睡。下面布置一篇作文，你要带头写，知道吗!”

　　毕业十几年后，当我们全班同学经过上山下乡、回城工作、下岗自谋职业等时聚时散的波折后，有同学组织发起了同学聚会。在那次难忘而欢快的师生聚会上，我们只邀请到了“催化剂”老师和另一位班主任老师。

　　滕老师不能来的原因是，他已经调到某大学任教了，教学工作很忙，听说他的书法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他书写的隶书《望岳》，曾经被全国人大征集，并陈列在全国人大办公楼内。这位滕老师，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济南某大学教授、我曾经的中学语文老师～～～滕西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