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由是，《××隐私》是“创作”的，而这部稿子是编著的。编著的稿子比纯创作的，自然要低一些。他甚至告诉我，他给我开的稿费已经够高的了，他到海淀大学城附近找那些在校学生编稿子，千字才开１０块钱，之所以给我们开得“这么高”，是觉得我们毕竟是“作家”，算是额外开恩，相当照顾的了。如此廉价的劳动，我宁愿没事干，也不愿再揽手，于是我就一脚踢开了马骏，又找了一位书商。这位书商叫黄宇，模样儿长得比马骏好一些，但也说不上有多好看，只是看着不恶心罢了。他给我做的这部书，仍是编著的，叫《创业二十八个突破》，也是跟风之作，好像之前曾出过一部《创业十八个突破》，卖得不错，所以黄宇也想跟一部，拾一拾别人的牙慧吧。
　　黄宇还算不错，给我开的稿费是千字３０块钱，比马骏的整整高出一倍还多。谈妥价钱后，我把提纲做出来，黄宇看了觉得不错，付了我１０００块钱的定金，于是我就开始编这部稿子了。为了编这部稿子，我特意去了一趟中关村，花１５００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这种电脑是从日本走私过来的，是被日本人当做垃圾扔掉，又被某些精明的中国商人捡了后走私到国内的。
　　（一）
　　我拎着这台手提电脑兴冲冲地回到租住地，一打开门，吓了一跳，差点没把电脑给扔了。
　　我的屋里竟然坐着一个长得呆头胖脑的男人，光着身子在手淫，见我进来正冲我嘿嘿傻笑。我尖叫一声，把房东大妈给惊动了，她忙从正房里跑出来，踢了那个男人一脚，一边骂着一边向我道歉，揪着他的耳朵将他拉回了屋。
　　原来这是个傻子，是房东大妈的儿子。我在这儿住了快一个月，竟然不知道。若早知道，我就不会住到这儿来了。这个傻子叫二宝，我来这儿租房子的时候，他正好去他姐姐家了，今天刚从姐姐家回来，就偷了他妈放在抽屉里的备用钥匙，把我的门打开了。
　　当天我就收拾起行李，尽管房东大妈再三向我保证，她会把这个傻儿子看得严严的，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可我还是坚决离开了那里。
　　当天晚上，我住到了一家小旅馆里。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找房子，总算在天快黑的时候，在一个叫做锣鼓巷的地方，找到了一家看上去比较安全的院落，于是又跑到旅馆把东西搬到了这个新住地。
　　安顿下来后，我懒得自己做饭，于是到街上随便吃了碗面条，就将肚皮给打发了。
　　躺在床上，我漫无目的地翻了翻前几天从地摊上买来的几本小说，都感觉没啥意思。书中成段成段的性描写，显然有些牵强附会。再说书中的情节安排实在是漏洞百出。扔了书，关了灯想强迫自己睡下，可就是睡不着。折腾到后半夜两点，只好吃了两片安眠药，总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中，那个傻小子突然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流着涎水，冲我嘿嘿傻笑着……
　　我醒来，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床上傻坐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屋子里有些闷，就摸黑下床打开了窗户。这时已是清晨５点多钟，我看见对面那间屋子还亮着灯，不禁猜想：这么晚了，那位房客怎么还没有睡，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是来北京考研的学生，还是……
　　找房子时，我听房东大妈向我介绍，这个院子里连我搬进来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租房子的也是个女的，戴着眼镜，挺文静的，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所以大妈让我放心，住到她这儿，绝对安全。并说，她的房子也不是随便就出租给谁的，像那些来历不明的人，即使给她的房租再高，她也不会将房子出租给他们。因为万一房客出了什么事，房东也会受到牵连的。
　　天亮了。我梳洗打扮了一下，准备去西单图书大厦买点“资料”。出门时见对面的“邻居”也打开了门。我终于看到了她的模样，年龄比我大得多，长得很胖，属于“水桶一族”的那种。我冲她笑了一下，她也对我回报以笑，彼此算是打了招呼。
　　到了西单图书大厦，在书堆里泡了几个小时，总算把准备做的这部《创业二十八个突破》需要的“资料”买齐了。我提着书上了另一楼层的音像部，找到了几盘自己喜欢的ＣＤ，可突然又想到纵然买了也没处听，只得又将ＣＤ放回了架上。一抬头，我竟看到了我的那位“芳邻”，和我一样，她也提着一袋书，正在不远处挑ＣＤ。我上前与她打了个招呼，她怔了一下，立刻把我给认出来了。
　　我们步行着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逛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坐公交车回到了“家”。她叫春子，辽宁人。我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人家不说，我也不必多问。毕竟是刚认识的嘛。
　　我昨晚没睡好，今天跑了这么多路又有些累，困意阵阵袭来，就躺下来睡了一觉。天快黑的时候，我睡眼惺忪醒来，正坐在床上发愣，突然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开了门，见是我的邻居春子。春子笑着对我说，她做了几个拿手好菜，想请我过去吃顿晚饭，喝几盅。她已经好久没和人喝酒了，一个人喝也没意思，都有些馋了。
　　见春子如此热心，我却之不恭，于是就答应了她的盛情邀请。我让她先回去，说上趟厕所，马上就到。我溜出小院，以最快的速度到附近小卖部买了几罐青岛啤酒，又买了一串香蕉拎到了春子那儿。春子见我跟她客套，有点不高兴，说她这儿有酒，我怎么又去买了这么多酒，哪儿能喝得完？说着，指了指桌上的一瓶红葡萄酒。
　　春子打开台式电脑，将中午在西单买的一盘罗大佑的ＣＤ插入光驱。主机上的指示灯闪烁了几下，罗大佑的歌声就从小音箱里飘了出来。在罗大佑的歌声中，我和春子举起了杯，为我们的相识干杯。
　　喝着酒，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正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那咱们就来个一醉方休吧。在叮叮当当的玻璃杯的撞击声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我们竟然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春子也是个枪手。并且还是我的老前辈呢！——她已经在北京待了整整两年了。
　　春子是个直肠子的人，几杯酒下肚，她就把一肚子的话都给我倒了出来。她告诉我，她是个活得比较糊涂的人，没来北京前，她曾经有过一个还算幸福的家。她在一家企业上班，做打字员，丈夫在外面做生意。
　　有一次，丈夫赚了一笔钱，为了节省汇费，就把钱装在手提箱里，坐着火车回到了家。丈夫让她去银行把这笔钱存了。她提着手提箱往银行去的路上，看一家书亭来了新一期的《收获》，就放下手提箱，买了一本。等她付了钱再看地下，手提箱已被别人拎跑了。
　　整整５万块钱呀，就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转眼间全没了。春子自责得要死。回到家后丈夫暴跳如雷，将她狠狠地打了一顿。这是丈夫第一次打她。从此后，丈夫每次想起这事，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将她暴打一顿。她无法忍受这种家庭暴力与精神折磨，于是便与丈夫离了婚。
　　离婚后不久，春子又赶上了下岗。这时，她的存折上一共还有１万块钱的积蓄，幸好她还没有孩子，没有拖累，于是就拿着这１万块钱，凭着自己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几十万字文学作品，报名进了北京某大学与北京电影学院合办的影视编剧班进修。交了学费后，她身上只剩下３０００块钱了。靠着这３０００块钱，她坐在课堂里认认真真地听了半年课。
　　下半学期，春子已经是身无分文了，这才着起急来。见她生活窘迫，同宿舍的同学给她支招，说她既做过打字员，何不帮同学打稿子赚点生活费呀。好多同学都没有带电脑来北京，有的还不会电脑，稿子都是拿到外面打字社录入的，何必让这肥水流到外人的田里？
　　采纳了室友的建议，春子很快就从同学手中接到了一大批稿子。从此，她白天听课，晚上则忙着用从家里带来的那台电脑帮同学打稿子，虽累得要死，但生活费问题却暂时得到了解决。
　　有天晚上，一位同学请春子几个人吃饭，席间有一位叫尹小雄的年轻书商，因听说春子打字快，忙问她认不认得繁体字。他手里有部稿子，是某领导同志的秘书写的，只在香港出了繁体字版，他想把这部书在大陆重新出版，昨天拿给印刷厂的打字员录入，可那些打字员都是小姑娘，没什么文化，不认识繁体字，无法录入。他正为这事发愁，如果春子认识繁体字，愿意帮他录入，他可以出１０００块钱的打字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