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乐手们没有路费、急着找钱回家，卖乐器卖衣服的大有人在。不过他们的生活消费也低得惊人，甚至连我们这些文学枪手都不如。据说，除了１５０元的房租，再加上吃饭、买ＣＤ和偶尔到网吧上网之外，他们基本上没有其他开销。这一切，只要３００元就够了。然而，即使每个月的支出仅有３００元，９０％的人也都是靠家里资助的。怕别的工作耽误时间，乐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去做其他工作，因此树村里那些年纪大些不好再向家里伸手的乐手们的生活，就常常难以为继，过着缺衣少食的赤贫生活。
　　从摇滚村出来后，我和春子感慨不已。以前，我们都觉得自己够穷困潦倒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穷的“艺术家”。不过，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穷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没有理想，丧失了斗志，为五斗米而向生活折腰。和摇滚村的人比起来，我们这些做文学枪手的人，其实更为可悲。他们起码还有为艺术献身的勇气，我们却连这点勇气都丧失掉了。
　　这次“艺术之旅”，对我和春子生活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不久，我就与她搬到了通州区，在玉桥附近花６００元钱合租了一套楼房，三室一厅，一百多平米，有暖气、电话、闭路电视、淋浴、卫生间。与以前住的那４００块钱一间的鸟窝似的小平房比起来，我们的居住条件好比从地狱一下子飞上了天堂。
　　安顿好后，春子就忙开了，整天给同学打电话联系剧本。还真没白忙活，不久春子就在同学的帮助下，接到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儿童剧，一共１００集，如果能顺利地做下去，她可以分到１０集。这个儿童剧很短，每集１０分钟，写起来大约在３０００字左右，每集稿费也只有５００块钱。即使如此低的稿费，春子还是接了下来。毕竟刚入行，还不能贪大，权当练练笔吧！
　　在同学的赔同下，春子与投资方、导演见了面。投资方明确地告诉她，这个剧的稿费之所以低，是因为投资太低，每集只有１万块钱。投资方说完，导演又把剧情大意和春子说了说。
　　剧情大意是：
　　住在北京北郊的某老汉，他的儿子去美国前，与妻子离了婚，法院把他的女儿判给了他。儿子就把女儿交给了爷爷，独自去了美国。
　　到美国后，老汉的儿子和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若干年后，这个美国儿子长大了，想回到他爸爸的故乡————中国看一看。美国小孩独立意识很强，于是就带着他的“弟弟”————　一条叫做“杰比”的狗（狗怎么能从美国带到中国，这好像是一个漏洞）坐飞机来到了北京爷爷处过暑假。
　　由于生长环境、生活观念不同，美国小孩与中国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及他的爷爷不时发生一些冲突或误会，闹出了不少笑话。经过一番折腾后，他们终于能和睦地相处下去了。这时，美国小孩的暑假也结束了，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中国。在机场，他含着眼泪和爷爷、姐姐告别，答应明年暑假一定还来中国度假。
　　（三）
　　拿到了整体故事梗概后，投资方让春子试写一集，如果能通过，就答应她加入这部系列剧的创作。春子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不知构思了多长时间、修改了多少遍稿子，才写出一集３０００字的系列剧来。写完后，她把这集剧本交给同学。同学帮她送到负责审稿的导演那儿，导演觉得写得不错，比以前试过的那几个“编剧”的水平都要高，看来作者的确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赞赏了一番后，导演又指出，虽然如此，但春子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为了让这集更“精彩”，她竟擅自添加了几条狗、几个孩子，可是导演到哪儿找这么多条狗和孩子？再说了，每增加一条狗或一个孩子，那都是要花钱的，１万块钱根本不够。另外，春子写的剧本中，外景也太多了，超过了４０％，而按照他们的设计，９０％以上的场景都是在室内拍的。外景一多，还要多花钱。钱钱钱，没有钱再好的创意或剧本都没用！
　　就这样，春子的剧本让导演给毙掉了，她也因此失去了这次机会。
　　初战未捷，春子重整旗鼓，又忙活开了，每天都抱着电话赔着笑脸联系剧本，放下电话直向我抱怨她把脸都笑疼了，简直成了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那个“笑面人”了。
　　春子忙得飞了起来，而我却闲得骨头疼。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等书商黄宇的消息。做完《创业二十八个突破后》，黄宇答应还有两部稿子要交给我做。不过还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决定，因为稿子还在论证阶段，得等到“策划部”拿出整体意见来，才能决定做不做这两部书。
　　在“等米下锅”的焦虑中，根本干不成什么正经事，待在家里又怕打扰正在写剧本的春子，我只好整天在小区里瞎转悠，想借此机会“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北京人的生活。有一天，闲着没事，我去附近一家发廊做了个头，听老板娘说话口音像南方人，就与她聊了起来。越聊越近乎，她原来竟是从江苏镇江来的，而我的姥姥家就在镇江。读小学以前，我几乎就生活在乡下姥姥家，那儿算是我的半个故乡了。
　　而这位自称叫做刁婵的老板娘，老家离我姥姥家只隔着一条河。我姥姥家在河东，她家在河西。小时候，我常跟着一帮男孩子去那条河里摸鱼，有一次我落在了后面，一不留神踩到一个深坑里，一下子就沉了下去。要不是一个男孩子及时发现，大喊救命，引来田里插秧的大人，我还差点淹死在那条河里。
　　刁婵长得不错，她与春子同龄，正好也是３２岁。可她一点也不像３２岁的样子，如果她不告诉你年龄，你会以为她只有２３岁。她家兄弟姊妹很多，她１７岁初中毕业后，居住在北京的姑姑生了一场病，生活不能自理，她的姑父就到镇江乡下把她接到了北京，让她来照顾姑姑。
　　５年后，姑姑去世，刁婵已经习惯了北方生活，就留在了北京。她不愿在姑父家吃闲饭，就托姑父给她找了家理发店，跟人家学起了理发。手艺学成后，起先她开了家理发店，后来她又把理发店改成了发廊。经过多年经营，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
　　她早已结了婚，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可孩子两岁那年得病死了，让她伤心一场，就再也不想要孩子了。她的婚事是经姑父一手操办的，因为是外地户口，只得嫁给了一个北京残疾人。
　　那时，她还年轻，在她眼里，姑父就像她的父亲一样，父命不可违，虽然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再说，这事是经过在镇江老家的父母同意了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她不答应也不行。
　　说这些话时，是在发廊的隔间，里面隔音效果很好，不用担心外面听到。说着说着，刁婵竟然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命苦，这么漂亮的一个人，竟然嫁给了一个没有性功能的男人（这话就像春子参与的那部儿童剧一样有漏洞，没有性功能，她怎么会有孩子）。守活寡的滋味，简直比下地狱还要难受！
　　听刁婵聊完了自己，我又把我的经历和刁婵说了说。听说我是个“作家”，刁婵的眼睛一亮，忙对我说，她最崇拜作家了，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她闲着没事，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作家梦，偷偷地写满了一作业本的诗。
　　要不是被姑父接到北京来，打断了她的“诗情”；说不定她现在已经是个著名女诗人了呢，像汪国珍（我没好意思纠正她，是汪国真，不是汪国珍，并且汪国真也不是个女诗人）那样。说到这里，刁婵满面绯红，羞涩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小姑娘。
　　书商黄宇的那两部书稿终于通过了论证阶段，准备开始操作了。他和我讲了一下这两部书稿的创意，然后我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提纲拉给了他。他看了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然后就把定金付给了我，让我用３个月的时间把这两部稿子编完。
　　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能把这两部稿子的稿费全部拿到，加上我手头还有点积蓄，我一年多的生活费就解决了。如果那样，我就可以安心地在北京待下去了。衣食无忧，再把心态调整好，我甚至还可以去搞点纯文学，写些自己喜欢的诗啦、小说啦、随笔啦什么的投到报刊杂志上，赚俩零花钱。
　　我开始尽可能地减少各种社交活动，埋头在家编稿子。这段时间，春子极少在家，不知都在外面忙些什么，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才回来，回来后就直喊累死了，然后倒头就睡，很少与我聊天。我知道，她的事业还没有大的进展，心情大概也不是太好的。
　　除了偶尔去发廊做个头，刁婵那儿我也很少去，可她却经常给我打电话，一打起来就没完没了地煲电话粥。神神叨叨地，今天说烦死了烦死了，发廊里那一摊子事，哪一件都得她操心，她真想撂手不干了，像我这样多好，做个作家，既有名又有利的，还省心；明天又说，她也想写一部书，把她来北京后的经历全写到书里去，看我能不能帮她联系出版社或书商出版这部书。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所以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一个月后她竟跑到我这儿来，真给我送来了她的稿子。她诚恳地请我帮她看看，如果我觉得她写得不错，她就有信心继续写下去了。
　　她的稿子叫《发廊》，刚写了几万字。我翻了翻，第一感觉是刁婵的文学底子很差，文章写得像小学生作文，平铺直叙，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往，正犯了写文章的大忌；第二感觉还算不错，毕竟她写了自己熟悉的事，有生活底子。另外这类题材比较适合大众口味，特别是那些喜欢泡发廊的好色男人，一定喜欢读这种“地摊文学”。
　　我不忍心打消刁婵的积极性，只得绕着圈子说话，把她的优点夸大了三倍，又把她的缺点缩小到三成。见我对她的“作文”有如此高的评价，刁婵高兴得跳了起来，当即把我像绑架似的，硬拉着到楼下饭店吃饭。她不顾我的劝阻，稀里哗啦地点了一大桌子菜，这么多的菜，别说是我们两个女子，就是再叫上十个八个大老爷们儿，也吃不完。
　　正吃着饭，刁婵的手机响了，她打开翻盖，刚说了一声喂，脸就白了。她甚至跟我连个招呼也没打，“嗖”地从椅子上弹起，把椅子都带翻了，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就一溜烟地跑出了饭店。
　　这下可好，她连账也没结就跑掉了，只好由我来结了。幸亏我和饭店的人还算熟悉，她们也都认得这位“萧老板”，我让饭店服务员帮我把这些菜全打了包，又请两个服务员跟我上楼，从抽屉里拿出钱来把账给付了。我真心疼，要知道这可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呀！
　　我得尽快把这事忘掉，好重新进入“创作”状态，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满脑子尽是刁婵。我终于忍不住给刁婵打了个电话，手机关机，我只好又打她发廊的电话，发廊的电话也没人接。这事就有些怪了，一定是她的发廊出了什么事，否则整天人来人往热闹得跟集贸市场似的发廊里不会没人接电话的。
　　我想探个究竟，竟下了楼，去了刁婵的发廊。离老远，就看见刁婵的发廊前围着一群人。走近一看，见刁婵的发廊玻璃门上贴了封条。我站在人群里支着耳朵听了半天，才知道，原来警察从刁婵的发廊里当场抓到了两对正在“寻欢”的色情男女。
　　于是，警察立刻把发廊封了，又让人给刁婵打电话。刁婵刚到，就被警察塞进了警车，和那两对衣衫不整的男女一块带到了派出所。据说，刁婵这个发廊的卖淫活动极为猖獗，早被警察盯上了。刁婵就是靠的这个吸引顾客，生意才做得如此红火。
　　进了派出所后，经过审讯，警察才发现，刁婵的问题远比这严重得多。她开的那个发廊只不过是个幌子，在某居民区，她还租了两套房子专门用做卖淫场所。在发廊里拉到客后，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不会在发廊里“现场办公”的。
　　今天在这儿抓到的两对，还是因为刁婵不在，“手下人”不守规矩，图方便，想就地解决惹下的祸。
　　刁婵被关了整整３个月，又被罚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款，开发廊多年来所挣的钱又一下子全“赔”了进去，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又忙了一个多月，我终于把书商黄宇的两部稿子做完了。交稿那天，书商黄宇留我吃了顿饭，吃完饭已是夜里９点多钟，他开车送我回到了通州。车一直开到了我的楼下，黄宇说口渴了，想上楼喝杯水。
　　春子不在，可能又出去谈剧本的事了。我给黄宇冲了杯咖啡，喝完咖啡，他又提出想参观一下我的“闺房”，我不好拒绝，就让他进了我的房间。没想到，进了房，他“啪”地一声关上门，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