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后记者还对陈导做了专访。看得出，他非常健谈，措辞得体，谈吐不凡，言谈举止中充满着智慧和抱负。当有记者尖锐地问到《和你在一起》去角逐下一届奥斯卡外语片奖有什么优势时，他竟然坦言：“那是政府的事，我没准备拿这部电影角逐奥斯卡。”
关于新片--我没准备靠它拿奥斯卡奖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拍这样一部影片？
陈凯歌(以下陈)：当初我看到一部电视剧，是讲四川来的一位父亲带孩子上京学琴，逢人便说这是我儿子在拉琴，这故事让我很受感动，这是我筹拍该片的起点。后来我就调查，发现全国有100多万名琴童，很多都是从偏远地方来学琴的，于是就去了解，加入了很多琴童的故事。剧本筹拍了很长时间，与黄建新一起商量。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非常晦涩的故事，我自己都很受感染。
记：听说该片要角逐下一届奥斯卡外语片奖？
陈：我还没听说呢。因为参加奥斯卡外语片奖的角逐，必须先通过国家电影局推荐，第一方案是要电影局做的，我没权决定。奥斯卡也不是说就对拍艺术片的导演不青睐。不过我没准备拿电影角逐奥斯卡，不过能提名是好事。
记：这部片子在您的所有作品中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陈：所有的电影都是自己的孩子，没有谁比谁更重要。这部电影其实具有它的尖锐性，在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记：看完《和你在一起》觉得有些不尽人意，尤其是结尾，过于好莱坞式。
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和》片中仍有我的个人风格，它有尖锐的指向性，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简单情节。尖锐，就是说我的电影里面有我对当时生活的观察和追求。说到结尾，我借用西方媒体的一番话(这时他说了一段流利的英语，然后自己翻译到)“这不是一个好莱坞化的结尾，它是人性的宣言。这对父子有理由结合在一起。”关于自己导演就是镜头记：你在片中亲自担纲音乐学院余教授，您认为有必要吗？
陈：我也认为没有必要非要演这个角色，我又不是专业演员，没什么演技。但黄建新要求我，说在现场发现我的感觉演教授有点对。我问过一些大学教授，他们也说就我这样就行。不过我一边演一边做导演挺累的，因为我演的时候没有别人执导。这样不妥。我认为好的导演就是镜头，能照出演员的一举一动。
记：你一直不愿意别人称你为大师，你心目中中国电影大师级的人物是谁？
陈：我不想别人叫我大师，我只是个电影工作者。其他人是不是大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都在做好电影。
关于成功--票房不是唯一标准
记：你认为自己做这部影片成功吗？
陈：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你到底要做成功的电影还是好电影？我说：“要拍成功的好电影。”不像片中余教授，是个造星者，操作了成功，这与艺术、心灵没什么关系。
记：您希望该片在广州上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票房？
陈：我们对票房没有期待它出现奇迹，因为不想有压力。只想逐步做好它。票房的问题有许多市场的因素，很复杂，以后要越做越好，但得一步一步来，所以我们才与观众见面，因为宣传是一部电影成功的环节。
记：你在片中描绘的琴童的父亲进城后遇到的北京人人性都很美，你觉得这符合现实生活吗？
陈：我没有想过要拍一个纪实的片子，所以不排除有唯美意识。再说，刘成的势力与卑微，这就很符合现实。
关于发展--中国电影需要敞开心灵
记：您的这部影片在多伦多电影节好评如潮。为什么选择不评奖的电影节呢？
陈：多伦多电影节是北美一个重要的电影交易市场，非竞赛型的，一般外国电影进入美国，都在这儿有很大的收获。我认为电影怎样造成与观众间的良性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拿奖就一定是好片。中国电影如果只向一个方向(指只为拿奖不注重市场)，就摆脱不了现状。所以我选择一个非常竞赛的电影节。
记：你认为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除了《卧虎藏龙》和张艺谋的某些片子，还需要什么题材的电影？
陈：我觉得中国社会目前开放程度不够，态度和环境。比如有人质问我，中国有许多优秀摄影师，为什么拍《和》片一定要用韩国摄影师？这就是态度问题。但在西方，德国电影不介意用法国导演。如果非要说什么样的电影走向国际，我认为，《和你在一起》就已经走向了国际。我在多伦多电影节上发现，西方观众对接受《和》片没有障碍。人类的情感是相同的，《和》片就是这样一部敞开心灵的电影。
关于妻子--陈红对我帮助很大
记：陈红作为制片人之一，对你拍片有影响吗？有人说，你的这部影片风格改变很大，趋向平民化，与她有很大关系。
陈：不可否认，她对我帮助非常大。但一部电影的风格不是演员和制片人能改变的，导演还是起到决定作用。(经济上有帮助吗)不可能。我和她真正在事业上的合作是第一次。
